最近，亚洲首富王健林在接受《新京报》访谈时说，“中国的政商关系这门学问应该比博士后还高呢，可惜高校没有教这门课。”几天之后，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政商关系没那么玄乎”，“大道至简，官商能做到各安其道而又并行不悖，有交集而无交易，就不会最后沦为一根绳上的蚂蚱”。所谓的政商关系，其实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或者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叫“政企关系”可能更合适，它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制度化现象。
数据图景下的中国政企关系
中国的政企关系究竟是不是很复杂？这是一个实证问题，而不是一个规范问题。我认为，中国的政企关系从古至今都很复杂。
既然作为“亚洲首富”的王健林都坦诚政企关系很复杂，那它一定不简单。王健林曾任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和第十一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现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重要职务，他掌管的大连万达集团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商业地产企业。一个中国企业家能做到这个地步，一定少不了与政府部门的频繁沟通，一定有超乎寻常的问题解决能力，一定没有外部压力去揭露社会的“不正常现象”。因此，如果连王健林都感慨政企关系不好处理，那么政企关系肯定很复杂。诚然，多元化的社会要允许多元化的观点，但一厢情愿地认定政企关系并不复杂的人，我觉得多少有一点“坐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最好让事实来说话。
从中国反腐的数据来看，官商勾结的腐败模式将政企关系逼入险境。我们统计了2000-2014年795个副厅级以上贪官案例，发现大约95%的贪腐官员涉及接受商人贿赂。官员的权力和商人的金钱、物质或美女之间的交换，几乎是所有贪污腐败的标准模式。例如，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在2002-2012年利用其在原国家计委和国家发改委的职务便利，为山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作文等人在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单独或与其子刘德成共同收受三千五百多万元贿赂。
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个腐败的官员背后都至少有一群参与腐败的商人。就在王健林的谈话发表之后几天，原陕西首富、金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一坚应有关部门要求，“协助调查”，导致该上市公司停牌。在高压反腐运动之下，不知道还有多少首富们正在为波诡云谲的政企关系而惶恐不安？作为政府座上宾的首富们尚且难以把握政企关系，无数中小企业主们又如何能够在政企关系方面游走自如？
而从另一方当事人企业主的角度看，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的高难度“必修课”。一方面，企业主希望官员来本企业考察工作，这样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重视和支持。另一方面，企业主与官员打交道又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对中国大陆30个省份12000多家企业的调查数据，每个企业平均每年大约要花58天和政府的四个主要部门（税务、公安、环保、劳动与社会保障）打交道，占全年时间的大约六分之一。其中前5%的样本企业，每年要花170天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占全年时间的近一半。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只要在中国经营企业，对这些强势政府部门，企业主不仅“惹不起”，而且“躲不起”。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通过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来构建政企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强加给企业的“时间税”，对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并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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