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5月在清华大学演讲引发广泛关注（楼演讲全文可见此处），“中等收入陷阱”一词重新获得关注（可参见《楼继伟式悲观与中等收入陷阱焦虑症》）。“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什么？这一说法是否真实存在，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海外经验有何启示？FT中文网近期陆续推出《中等收入陷阱》专题，敬请关注。编辑事宜，可联系jin.xu@ftmail.com。
“中等收入陷阱”描述的是后发国家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模式不可为续，学习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方式技术进步又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潜力空间消失、增速大幅波动或长期陷入停滞，早期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不断增加并集中爆发。这使得整个国家如同陷入了一个漩涡，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转型或者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转型陷入失败。
探寻各国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度原因，可谓一件苦差事，不仅涉及到经济层面的诸多原因，还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等诸多方面。陷阱的背后是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与转型升级的失败，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主要源自”追赶效应“的消失、不断上涨的要素价格、内外失衡等等，而转型升级的失败则可能源自制度缺陷或战略失误、国内经济的脆弱性、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等等。
追赶效应进入尾端
“追赶效应”描述的是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穷国在发展初期更容易实现持续高速增长。从全球产业链分工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个概念。贫穷国家在加入全球一体化分工的时候，贫瘠的技术积累、低廉的要素价格、匮乏的资本存量、以及脆弱的产业结构等一方面是前期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也为后期追赶提供了较大的增长空间。贫瘠的技术积累与低廉的要素价格，导致少量的资本投入就会大大提高单位劳动的生产效率；在本国资本存量匮乏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吸引外资的方式实现，而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可以为其提供发展契机；与此同时，在吸引外资的同时，国外相对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理念也会随之进入。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穷国在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过程中，生产效率与资本投入会同时提升。国际经验显示，从低收入群体迈向中低收入群体的过程中，追赶效应会最为明显，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追赶效应带来的红利逐步减弱，代工式的传统模式下的弊端逐步体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可作为考察追赶效应较好的参考指标，但是一方面TFP指标是个后验的指标，另一方面计算起来太过复杂。由于基础产业中制造业的可贸易性程度最高，因此也可以通过工业化率的变化来展开分析。
韩国和日本同属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它们的经验显示在进入中低收入群体的过程中，工业化速度较快；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进程有所放缓，而在逐步接近以及进入高收入群体之后整个工业化进程结束，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一二产业的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趋势上行。泰国和马拉西亚也可以参照。马来西亚在1963年前后进入中低收入群体后工业化进程发展的比较快，但在1978年前后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进程明显放慢，近年来随着距离高收入群体的门槛逐步迈进工业率开始出现下降；泰国在1995年前后步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速度较前期也开始减慢。拉美国家具有类似的规律，但整个发展历程反复无常、波动过于剧烈，人文、社会结构也与中国迥异，对我们的警示作用大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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