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 晴 下关
哪里是李鸿章的遇刺处？
从春帆楼出发，我沿那条山腰上的李鸿章小道散步，然后下山，拐入引接寺。正是夕阳时分，狭长的海峡金光闪闪，庞然对面的九州岛，朦朦胧胧。如果两岸再多些密集的高楼，它就有了一点维多利亚港湾的味道。
马关没有香港的能量与运气。它在19世纪末获得了短暂的历史重要性——试图驱赶欧洲人的日本武士在此屈辱地战败，然后又在面对中国时，获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功。当1911年路过的梁启超感慨说“明知此是伤心地”时，他感慨的是1895年在此签订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是中国近代屈辱的最佳象征。
中国不仅在西方人前落败，还被从来看不起的“倭人”战败，而合约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前所未有的惊人。同样重要的是，贯穿近代中国的两种最重要的历史叙事因此而起。一个是 “屈辱叙事”，相比于1842年的南京，1895年的马关更是这屈辱的真正来源。另一个则是“失败叙事”，从曾国藩至李鸿章的“自强运动”注定无法成功，倘若你不变革政治体制与社会心理，军事与技术的变化是无意义的。
但此刻的这个港口小城，懒散、诗意，似乎容不下这么多故事。自从1903年，它从马关更名为下关后，似乎也丧失了历史的重要性。它最出名的是河豚。在春帆楼前、在神社里、在市场里，在滨海道上，胖胖的河豚塑像无处不在，而在餐桌上，河豚则是旅行者们必尝的佳肴。
签下《马关条约》的春帆楼正是日本第一家特许的河豚料理店。在彼时，河豚剧毒，毒素更给品尝者带来强烈的快感，除非你技艺高超，否则容易为此丧命。或许，对于明治时代的日本，《马关条约》或许正是上佳的河豚，它无比美味却剧毒。中国的赔偿为日本的工业化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占领台湾则激起帝国扩张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它是心理上的，国家主义的崛起模式是可行的，这个思维逻辑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再度得到确认。直到1945年被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一直深受这个逻辑的驱动。
此刻的亚洲又像是1914年前的欧洲。当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事件陡然紧张后，世界的评论者都喜欢用这个比喻。在表面的冲突下，是东亚结构性力量的再度变化。自19世纪末以来，东亚都处于一个强日本、弱中国的状态，当两个国家都以强者的面目出现时，它们会产生怎样的紧张感？两者之间——尤其是中国对于日本——蕴含的高度历史性的愤怒、屈辱（它被不断的生产、再造），该会以怎样的方式排解？
据说一些日本学者也相信，21世纪的东亚又像是19世纪的轮回，当然是1895年前的景象。中国急速的现代化就像是自强运动的延续。一直到1894年夏天战争打响前，日本都不相信能击败中国，不管是国家规模还是军事配备上，中国都令人生畏。正是对于中国可能迅速崛起的恐惧，让日本的决策者与公众产生新的焦虑，这焦虑导致了敌对。
这感受与忧虑在这下午的下关都显得不合时宜吧。这些在海滩边欢乐、忙于自拍的日本人，似乎再难有战争的欲望。日本社会显得那么平和、镇定。而在这个梁启超的伤心地，我未遇到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中国游客。他们蜂拥到银座购买化妆品与马桶垫，似乎完全没有心情与时间来此一游。所谓的“历史愤怒”都常是假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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