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来沪参加一个金融机构的捐赠活动，笔者印象中这是他离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公开现身中国。伯南克执掌美联储期间，正赶上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他领导实施三轮QE（量化宽松）对早先中央银行学可谓产生某种颠覆性影响。他的上述决策施政与心路历程，自然会成为中国国内媒体希望了解的热点问题。
从报道信息看，伯南克教授言谈简明清晰，答问严谨稳健，适当夹带一点幽默笑料，尽显这位美国当代官学两界权威人士的大家风范。在回答复旦教授张军提问“可否预测一下美国的长期增速?新技术对经济又有什么推动作用?”时，这位以不苟言笑著称的学者甚至没忘记调侃一下经济学专业：“这没人知道，经济学家擅长的是告诉你以前有什么做错了。”
伯南克“擅长”之说没错，不过也会因人因事表现出选择性。比如美国金融危机原因何在？美国做错什么遭此一劫？分析这方面题目应是经济学家“擅长”之事，然而至今仍有不少未解之谜。伯南克这次沪上之行虽调侃式提到，他就任联储主席时“从未想到自己竟然会遇到这种危机”，此外没有看到他分析这次危机根源的报道，对他参与的世纪初美国货币政策与资产泡沫关系更未置一词。
一个基本事实是，美国学界对两次重大金融危机根源分析的“擅长”程度度似乎迥然不同。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过去几十年后，仍是美国经济学家汲取理论灵感的“圣杯”。伯南克本人就是大萧条研究领域的当代权威专家，其学术成果主要与此主题有关。他这次沪上之行三句不离本行，再次提到大萧条的经验教训，还透露他做硕士研究生时就钻研大萧条的掌故。
对比之下，几年前美国金融危机虽然号称“百年不遇”，经常与上次大萧条相提并论，然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显然仍有待深入探讨。例如，为什么美国世纪初决意反常实施激进宽松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对后续美国资产泡沫和危机爆发有何影响？其中有什么经验教训应当总结吸取？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后危机时代宏观政策是否对早先验教训给以足够重视？对这些问题虽然已有一些讨论，然而仍缺少足够系统深入的研究分析。
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用几篇连续短文探讨相关问题。
全面理解美国危机成因，离不开对美国世纪初激进宽松货币政策特点与动因的深入考察。2002-2003年美联储激进宽松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提示准备实施更为宽松刺激措施的政策指引，即不断强调美国经济面临通缩和流动性陷阱，高调宣称将采用前所未有宽松政策应对通缩。二是在当时已面临负利率背景下，于2002年底和2003年6月分别将基准政策利率从1.75%分别进一步降低到1.25%和1.0%罕见低位。这一政策对当时流动性泛滥不啻火上加油，为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泡沫提供了适宜的货币温床。
回顾美国世纪初宏观经济形势，上述政策选择实在非同寻常。2002-2003年美国GDP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8%和2.8%，算不上强劲，但毕竟已走出IT泡沫破灭带来的衰退阴影。美国CPI从2002年年初1.14%上升到最后两个月2.2%和2.4%，2003年上半年在2%-3%之间，仍然存在显著通胀。在两次超常降息时点上用CPI调整实际利率则一直处于负值：2002年11-12月分别为-0.5%上下，2003年6月更是-1.98。从泰勒规则常规衡量标准看，美国当时货币政策或许已偏于宽松，需择机适度从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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