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ugust 20, 2012

“高端”单身男女的尴尬

刚接一女友电话,替她的女友问,上海哪里有给高端男女交友的活动(那种门票几千几万的)?我说,你女友几岁,漂亮吗?在那种场合,高端男人就是多金,而高端女人就是年轻貌美。如果不是,就别去花那冤枉钱了。她恍然大悟。

什么是高端?就是学历高、职位高、收入高。而要做到这三高,只要不是富二代靠自己打拼出来的,就难免有第四高——年龄高(30岁以上)。按照中国人传统的男求貌女求财的婚姻观,一个36岁的三高男人会被称为“钻石王老五”,抢手得很;而一个36岁的三高女人却会被称为“剩女”。所以很多名为高端男女交友PARTY中的女人,被诡异地替换成了年轻貌美26岁以下的女人,学历职位收入都不用高。而高端男人们看着很高兴。这种“高端”男女PARTY的极端表现就是富豪征婚了,几个所谓富豪就能吸引上千个想要高攀的妙龄女子。

曾有婚恋网站办过真正的高端单身交友PARTY,从VIP会员中选取男女都三四十岁,年入都80万以上,包括离婚有孩的单身人士,在高级餐厅穿着晚礼服拿着香槟晃,结果男女互相都看不上,怨声载道。男人嫌女人年纪大姿色平庸,女人嫌男人没有情趣风度品味,需求严重不吻合。

有人问:多金男女标准无法有交集,多金男要极致的外貌,多金女要极致的心灵契和。多金男不追求心灵的沟通,不需要在一个平台上去看世界吗? 答:因人而异,有人需要有人不需要。三高多金男未必不需要心灵沟通,但是要注意平台,用电脑搜索硬条件把人物化的所谓高端PARTY,你找什么心灵契合?

婚恋网站给VIP会员安排的PARTY完全不懂心理学,高端高端,就是高高地端着。在这种场合,男女都在扮演两种角色:演员和批评家。男女都飙着劲装高端,生怕被别人比下去,真性情被小心锁住。同时又用挑剔的眼光审查眼前的异性,比如,吃西餐不会正确地使用刀叉。想要高端男女抛开伪装,彼此接纳,就需要安排会流汗的、需要互相帮助的活动:登山漂流露营,自驾游农场采摘,裸露真实自我,找到连接点。

在某部英国电影里就有这样的桥段:两个高端男女同样自负挑剔,互相看不上对方。后来在一平凡场所穿着平凡的衣服不期而遇,聊天。男人说:“上次说的都不算,其实,我——很——寂——寞。” 女人说我也是,他们就好上了。高端男女更需要心灵契合,只不过,不太可能在太“装”的高端PARTY上。

最近我给身边的两个高端男女牵线,他们同问,他(她)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还单着?我说,问你自己呀,跟你一样啊,你们是同类。不要被他(她)的优秀条件迷惑,其实,他(她)- 很- 寂- 寞。他们说,懂了。祝愿两个寂寞的高端男女能擦出火花。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薛莉)

媒体札记:中国好声音

(2012年8月20日)

人民系兴盛,南方系衰退。这是中国舆论场在不动声色间发生的势力变化。

某种程度上,人民日报就是沿着南方系的成功路径实现了包抄,那个在7月21日深夜开设的官方微博账号被人们半开玩笑地定义为很有“公知范儿”。

在发出首帖整整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已经拥有近70万关注者,是比它早一个月进驻新浪的新华网的两倍有余,虽然还只是“微博女王”姚晨的一个零头,但显然其“粉丝”中意见领袖的比例要高得多。

在30天里的800余条微博中,最具标志意义的两段话是因北京暴雨和唐慧劳教而发,并由此奠定与纸质版中共中央机关报大有差异的亲民形象。

“【微评论:让死亡人数‘脱敏’】‘因灾死亡人数及时向社会公布’,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的要求,是一种负责态度。在一些地方,灾难死亡数字往往成为敏感话题,最终消解了公信力、稀释了凝聚力。让死亡数字‘脱敏’,人们才会看到敢担当、能负责的政府,才能相信政府痛定思痛、浴‘水’重生的决心”——这段话发表在7月24日16时32分。当时,由于北京市政府未更新37人的暴雨洪灾遇难者数字,质疑瞒报的声浪开始高涨,于是,@人民日报又在转发《北京新闻办称暴雨死伤数字绝不会隐瞒》的视频报道时加上一句点评:“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准确性很重要,及时性同样重要。”

这是前奏。两天后的早9点,刊登在最高党报上的成文评论被摘要转发:“【人民时评: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作为权威发布者,政府自然要对伤亡人数的统计格外审慎。但与此同时,面对公众的‘数字敏感’、‘数字猜想’,需要同时思考:这种审慎如何与公众的关切与焦虑对接?事实上,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

就在这一天晚间,77人的新数字终于“脱敏”,并带来了被赞扬为“载入史册的一夜”的央视一一诵读遇难者名字。

28日北京暴雨头七祭到来前,@人民日报再接再厉,“过去7天,一场暴雨让我们感到生命的无常与重量,也看到周遭的种种不足与缺陷,同样铭记于心的,是灾难中爱的赠与和传递,是对责任的坚守和护卫。想起最近很流行的一段话: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安。”——这确实是一段很流行的话,来自自由派知识分子崔卫平,上一次被传诵就是因为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卢新宁在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致辞时引之为结语。

进入8月,@人民日报越发呈现出相对独立性,晚安帖已经能与当日时事结合得非常纯熟。但当8月5日子夜的这则还是难免要让一些人怀疑自己的眼睛:“专家最近宣布,经三级指标体系测评,民族复兴任务已完成62%。然而,当湖南永州遭强暴幼女的母亲因上访被劳教的新闻传出,这一数字显得如此苍白。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GDP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我们共同努力。”

这条微博不仅带来了类似潘石屹这样的名人粉丝,还令介入唐慧事件报道的几乎所有市场化媒体集体向中国共产党最高喉舌表达谢意:“尽管‘永州案’的真相尚未全然浮出水面,但人民日报的微博以及舆论的反响,表明‘两个舆论场’在这起事件中已实现对接”;“这是网络力量的胜利,人民日报微博的胜利。”

中国各地爆发反日抗议

中国各地周日爆发七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日抗议,此前日本活动人士登上了东海有争议岛屿。

这些示威标志着两国关系出现自2010年9月日本逮捕一名中国渔船船长以来最大幅度的恶化,那艘中国渔船在日本称为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小岛附近海域冲撞了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一艘巡视船。

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大约1000人在中国南方的深圳市举行游行,抗议者推倒了一辆日本制造的警车,还冲击了一家日本餐厅。

在西部城市成都,日本服装零售商优衣库(Uniqlo)的一家分店由于抗议而被迫关门。其它10多个中国城市据报道也爆发示威活动,包括上海、广州、西北古城西安,以及华东的济南和青岛。

在北京,几位男子周日上午在官方加强保安之际出现在日本大使馆外,表达反日情绪,但除此之外并无其它抗议迹象。

中国出现这波示威活动之前,150名日本活动人士周日早些时候登上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有争议岛屿,并举行了一项为日本在战争中的死难者慰灵的仪式。

在这150人中,有10人(其中5人是地方政府代表)从船上跳海游泳至其中一个岛上,然后挥舞日本国旗。

就在几天前,日本警方逮捕了14名香港活动人士,这些人中有7人登上了同一个岛。

中国外交部表示,已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对登岛行为表示强烈抗议。

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方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日方应切实处理好当前问题,避免严重干扰中日关系大局。”

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在群众中渲染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加强其政治合法性的一个手段。

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反日情绪最为强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并占领中国大片国土,中国人至今仍对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耿耿于怀。

按照与邻国打造友好关系的外交政策,北京方面也安排中日进行更多交流,但是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在一定程度上由中共本身的宣传推动)经常破坏这个目标。

中国网民周末批评政府对日本过于软弱。“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为什么我们不派出几艘军舰,把日本鬼子赶走?”一名评论者在流行的即时通讯服务QQ的一个群里表示。

上一波大规模反日抗议发生在2005年4月,当时日本表示计划颁发有争议海域的天然气钻探权。那一次,中国数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还有人呼吁抵制日货。

译者/何黎

重启中国发展动力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家阎云翔先生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虽然出发点仅仅在于通过其学术田野考察,指出中国社会在1978年之后所出现的重大变迁,然而,他实际上在有意无意之间,已经揭示了中国社会最大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个人第一次能够从社会、国家、群体之中脱离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体”。无论从传统意义上而言,还是从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意义上而言,这才是真正的“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

不过,阎先生仍然不无遗憾地指出,中国社会的这种个体化,乃是一个并不彻底、也与西方社会迥异的进程。“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意识堪称是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基础。……个人主义也包括自我约束的一面,意识到其他个体的平等权利,从而促进其他核心价值的发展,如平等和自由。换言之,个人主义不仅关注自我,它还调整着自我与其他平等个体之间的关系。”阎先生认为,国家严格管控的个体化进程、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误解以及无法提供个人化之后重新定义社会义务的“再嵌入”,导致了中国目前的个体化危机重重。

中国在1978年开启了市场化的道路之后,在30多年的时间里,结合全球化,创造了全世界未曾有过的经济奇迹。穷其根底,无非就是解放了束缚在个体身上的包括政治、经济上的重重限制,使个人能够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寻求个人的发展路径。

然而,30年之后的今天,部分地归因于全球经济的困境,中国已经陷入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困境之中。上层结构几乎已经穷尽了政策的边缘,在推动内需方面仍然无大进展;而在社会层面,官民之间龃龉日深,民间各阶级之间矛盾已经明晰;法制化建设经年累月,未有进益;宗教与伦理虚空,拜物成为通常现象。这一切,几乎都可以从这个不彻底的个人化之中找到答案。

细读书中对于个体化进程的描述,便可以发现中国的个体化进程自始便有三重魔障:

缺乏秩序的个人化。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乃是中国摆脱困境努力的开始,方法与原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与开放。这种无序导致改革无方向,开放无目标,于是成为一艘不知所终的航船。随着经济政策对个人的松绑,个体惟有随波逐流,在这个庞大的航船上各自求生。社会的总体无方向,个体自然无目的。整个社会的每个个体的各自为政,促发了全体社会的原子化。

自私的个人化。由于改革开放并无一个总体目标,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的虚无,无法形成社会总体进化的共同福利的实质性终点,这也就意味着公共领域建设的虚无性和临时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选择和制定,注定无法形成社会共识,于是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也就无从形成。看不到共同目标的个人的选择便是最大化个人利益,罔顾社会总体福利和他人的平等权利。因此,也就自然形成了今天一切向钱看的最低等级形态的社会伦理共识。

组织缺位的个人化。个人化的普遍演进,同时也就意味着国家力量的退却,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公民自治社会。公民自治社会的典型形态就是公民自由组合成为各种力量,与政府、企业、其他公民组织之间进行博弈,从而寻找自我社群的整体利益,客观上推进总体的社会福利。但是,中国的个人化进程却与国家严守控制领域同步。这意味着一方面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程度增加,同时国家直接管控个人的形态却没有放松。缺乏中间组织的原子化的个人,一方面增加了与国家之间摩擦的机会,却根本无从保障和稳定个体的利益;另一方面,社群共同利益的缺乏,也就使所有个体对于自我利益的防守更加严重,原子化运动更加强烈,国家整体的离心力越大。

Sunday, August 19, 2012

Lex专栏:学习联想好榜样

中国企业迫切希望“走出去”以及不惜代价在全球市场获得一席之地。以中兴(ZTE)为例:这家电信设备制造商在进军竞争激烈的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过程中损害了自己的利润率。能源集团中海油(CNOOC)为收购加拿大的尼克森(Nexen)报出了很高的溢价,即使该交易不太可能带来增值效应。两家公司都能从联想(Lenovo)学到点东西。

个人电脑(PC)制造商联想昨日表示,过去3个月,该公司营收同比增长35%,极为微薄的利润率也有所扩大,营业利润增长近50%。联想并非在向价值链上游延伸——电脑出货量的增长正在抵消价格不断下跌的影响。利润大幅增长完全在于成本控制。该公司的费用比率同比下降7个百分点,降至10%。做得好!

还有更多需要努力的地方。尽管联想在PC市场的占有率现在仅略低于全球领军企业惠普(HP),但联想的营业利润率仅为惠普的四分之一。然而,进步可能需要时间。发达市场推动了联想最近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联想收购日本NEC的PC业务和德国的Medion公司。全球下一阶段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利润率较低的新兴市场。

然而,联想试图提升利润的努力没有止步于PC领域。本月,该公司宣布与美国存储服务器公司EMC合作,EMC曾与戴尔(Dell)合作。市场调研机构伯恩斯坦(Bernstein)指出,即便是最基础的服务器也可以获得13%的毛利率,相当于PC业务的最高水平。更复杂服务器的利润率可能高达20%,对于一家目前利润率勉强达到这个数字一半多一点的公司而言,这颇具吸引力。

联想进军服务器市场的日子将不会轻松,惠普、IBM和戴尔控制着四分之三的市场份额。但任何一家已证明自己有能力将全球梦想和提升盈利能力结合起来的公司,都值得我们给它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梁艳裳

从人力资本视角看中印经济差异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龙”(中国)与“象”(印度)的比较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印的经济发展几乎在同一时间起步:印度(1947)、中国(1949)。 然而,两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和转折。1980年,中国GDP按200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为1830亿美元,只比印度的1580亿美元高15%。而三十年后的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达到了3.25万亿美元,几乎是印度(9,630亿美元)的3.5倍。

导致两国经济发展轨迹上的巨大差距,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的管理水平。中国有一个更加具有决断力和执行能力的政府,它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官僚程序的拖累,制定出以促进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政策,并以最高的效率落实到位。基础设施建设的高速发展以及更加开放的贸易及投资政策,不仅使中国吸引到了更大份额的外商投资(FDI),且自身的制造业发展及出口也分别是印度的八倍和六倍。

毫无疑问,上述解释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们同样不要忽略了另外一个基础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这一因素,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十年(1949-1979), 留给人们最深印象的,可能只有那些错误,甚至是具有灾难性的政策,比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然而,我们同样不可以否认,在这一阶段,中国的领导层也在竭尽所能地推动城乡经济的同步发展,促使“公平”二字的实现。事实上,为了早日达成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在教育事业和医疗服务的投入可谓空前。

1980:中国的人才优势被较弱的实体经济所掩盖

1980年,中国的GDP总量与印度相差无几,甚至在人均GDP上中国还落后于印度,但就人力资本的发展程度而言,中国还是具有明显优势的。这种差距尽管在现阶段有缩小的态势,但总体差距依然十分明显。

首先,中国有一个更大的受教育人口总量,人口识字率比印度高了25个百分点。印度自独立后,在这一指标的发展上,不容乐观(虽然从12% 提高到了40.8%)。而且,中国“识字率”标准为“可以阅读1500个常用字”。这一标准,远远高于印度所规定的“可以签署自己的名字和阅读新闻标题”。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从几千年前的封建时期开始,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成为了一个公平选拔人才的平台。许多农村地区的考生,仅因在科举考试中的优异表现,就能一举获得提拔,担任朝廷要职。

而印度,从1947年获得独立之后,对于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就远不及同时期的中国。直到最近的这十年里,印度才将发展教育定为了一项重要国策。其2009年通过的《教育法案》,主要内容包括了加大对于高校教育的资金投入等,即是其在迈往正确道路的第一步。

其次,1980年的中国,拥有着一个更加“健康”的人口群体。无论使用何种医疗指标的测量方法,结果均显示了中国人口的健康程度远远好于印度,且这一态势一直延续至今 。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主要来源于中国对于医疗事业的大笔资金投入,尤其是其“全民医保”概念的推进,使得农村地区的人口可以通过当地村镇医院,及时就医。在人均医疗保障费用的支出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在2008年,中国人均医疗保障费用的支出为265美金,而印度仅为122美金。同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就反映医疗设施投入的一项重要指标上的数据来看,在2011年,中国每1000名人口所对应的医院床位为四张,而印度仅为一张。

Friday, August 17, 2012

张维迎:理念改变中国

(8月7日,搜狐财经对张维迎教授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经搜狐财经授权,该访谈稿由搜狐财经与FT中文网同时刊发。稿件经受访者本人审阅修订。)

政府权力就像癌细胞 不加以抑制就会自动扩散

搜狐财经:您在新书《什么改变中国》中说到,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领导力和理念,您还说,以前的改革是理念战胜利益,现在是利益战胜理念。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利益在阻碍改革?

张维迎:简单说还是由政府主导经济情况下形成的机制。首先政府官员,改革本身就是权利不断从政府手里交给老百姓的过程。最初我们的定价权、买卖权都在政府手里,这时候把这些权利交还回来,对政府官员来讲一定是一个损失,至少它认为是一个损失的。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有很强理念的领导去推动的话,改革就很难进行。

政府官僚系统有一种自然膨胀、自然扩大权力的冲动。如果我管的很少,理我的人就很少。我可能不在乎别人是否给我送红包,是否贿赂我,但我很在乎别人是不是尊重我。你权力越大,你走到哪里越牛气。为什么中央政府一个处级干部下去,就是前呼后拥,警车开道?因为他手里有权。同样中央部门,有些权力小的部门,下去的待遇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有一种扩大自己权力的本能。

一旦领导人没有理念,这些政府权力就像癌细胞一样,你会没有办法抑制它,你没有那与之对抗的力量,没有健康的细胞不断的吃掉它,它就不断地扩散。

政府大量投资助长国进民退

搜狐财经:您曾多次提到这几年“国进民退”的趋势很明显,你观察到的“国进民退”主要都表现在什么地方?

张维迎:比如说投资,本来政府投资越来越少了,国有企业投资越来越少了,但是在这几年在金融危机之后,大量的投资变成政府投资,大量贷款都是流向国有企业。你看看统计就知道,这两三年政府预算的投资增大了。

你再看各地的各种政策,越来越倾向于国有企业,甚至广东、浙江这些地方,传统上是非国有企业比较强大的地方,现在也在争先恐后怎么讨好央企,怎么吸引这些央企去投资。具体比如煤炭,本来煤炭是一个以非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一个产业,但是现在又变成了完全由国有主导了。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比如说航空、石油、钢铁,原来有些民营企业进去,现在都被赶出去了。

你看整体的社会里面,国有企业好像变得越来越神气,九十年代可不是这样的。九十年代国有企业都是烂账、坏账很多的,人们担心这些烂帐导致整个金融崩溃,所以才有后来的改制、处理坏账。这几年是完全不一样了,像一个组织一样,有时候这个人是一把手,但是你发现另外一个人天天在那里说话,比他还管用。你看看我们的非国有部门创造的GDP是60%多,但是整体的话语权在国有企业的手里面,它说出来的好像就是正当的,就好像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国有企业老以国家利益代表这样的姿态出现。

政府官员追逐利益给社会带来负的价值

搜狐财经:这其中可能利益跟观念都在起作用。从利益角度看,很多政府官员,包括中央国资委和地方国资委的官员,都能从国进民退中得到好处。

Lex专栏:审视腾讯

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腾讯(Tencent,市值高达550亿美元而且还在增长)昨日再次向投资者证明,自己是一家不可战胜的企业。这家相当于中国版Facebook、MSN Messenger、Zynga和暴雪娱乐(Blizzard Entertainment)集合体的公司,刚刚发布了半年报:2012年上半年,腾讯收入同比增长54%,净利润同比增长六分之一——而且这个业绩是在外界公认中国经济正在放缓的情况下取得的。

腾讯的核心竞争力是用户数量庞大。腾讯的即时通讯服务QQ,号称拥有7.8亿注册用户。当然,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每名网民有1.5个QQ账号。不过,QQ今年上半年的最高同时在线用户数确实达到了1.67亿。这么高的覆盖率使得新的付费游戏和应用能以极快的速度普及,这正是腾讯过去五年来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0%的原因之一。腾讯的最新创意——智能手机通讯应用“微信”(Weixin)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吸引了超过1亿名用户。

腾讯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高营收必然伴随丰厚利润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腾讯的网络游戏可谓是一棵摇钱树,帮助该公司积累下了200亿元人民币的净现金储备。但如今腾讯必须向利润较薄的网络广告业务转移,以支撑企业增长。因此,腾讯2012年上半年的营业利润率同比下降9个百分点。腾讯还开始进军电子商务,不过,要挑战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旗下的在线零售商淘宝(Taobao),代价将会很高昂。

这一切的结果是,腾讯目前的预期市盈率为22倍。这个数字比该公司五年均值低五分之一,考虑到其利润率正承受压力,这一估值似乎是合理的。与此同时,风险显然更高的互联网企业Zynga的市盈率为24倍。Facebook的市盈率更是高达37倍,尽管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的收入仅为腾讯在中国实现的收入的三分之二。投资者需要审视一下现实。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吴蔚

日本逮捕5名香港保钓人士

日本逮捕了5名试图在有争议的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译者注)上插上中国国旗的香港人,这件事标志着亚洲海上紧张形势升级。

日本警方抓扣了这些登岛宣示中国主权的活动人士,这些东海岛屿是目前日中争端的焦点。

这起事件发生时,日本与韩国之间的紧张形势也有所升级,同时也适逢日本在二战结束时投降的67周年纪念日。

韩国总统李明博(Lee Myung-bak)呼吁日本明仁天皇(Emperor Akihito)为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的侵略行为(当时日本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和中国部分领土)道歉。日本迅速向韩国政府提出交涉。

上周,日本召回了驻首尔大使,原因是李明博成为首位登上独岛(Dokdo islands)的韩国总统。这些岛屿在韩国控制之下,但日本也宣称拥有主权,并称其为竹岛(Takeshima)。

围绕尖阁诸岛的纠纷是亚洲多宗海上纠纷之一,这些纠纷促使美国加强其在该地区的存在。近期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分别与越南和菲律宾发生对峙。

中国昨日在对香港活动人士被捕一事作出回应时表示,日方“不能有任何危及中方人员、财产安全的作法”。周二,中共机关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表示,如果日本拦截保钓人士,中国应当向相关海域派遣军舰。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Yoshihiko Noda)表示,日方将“严格依照法律”处理这些活动人士。

这起事件是日中两国围绕该群岛发生的一连串冲突的最新一例。上月,台湾活动人士在其中一个岛上竖起了中国大陆的国旗。

自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发起“买岛”行动以来,日本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变得越来越紧张。目前,日本中央政府向私人所有者租借这些岛屿。

2010年,一艘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尖阁诸岛附近发生冲突,日方逮捕中国渔船船长,那件事引发了一场外交争吵,致使两国关系在好几个月内受到影响。

许多中国人利用社交媒体表达了对此次保钓行动的自豪,同时一些评论人士批评北京方面没有采取充分行动捍卫中国宣称拥有的主权。

译者/何黎

怎样看中国人口的现实和未来?

叶檀女士不久前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表了《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一文,对近年来民间反计划生育的人口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我看来,其最有力量的论点是:“如果按照1.2%的人口出生率(2010年的水平)计算,20年后中国的人口增长将达到16.5亿;一旦增长率恢复至2.3%(1990年前后的水平),那么20年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20.485亿,到那时,中国恐怕得率先移居到火星寻找资源空间了。”她这种只提出生率不提死亡率的计算,当然对人口增长率有夸大之嫌。这方面的是非,还是请专家们来澄清。不过,但她至少提出了中国的生态是否能承载过多人口这一问题。这是所有批评计划生育的人都必须面对的。可惜,她文章的结尾未免画蛇添足:“从中国的未来,从中国种群的未来出发,从有尊严的生活角度出发,优生优育包括计划生育必须实行。我们不能指望美国那些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对中国人口问题无关痛痒、主张放开生育的人。”

既然叶女士最后把文章落实到如此个人的层面,我也不妨自我“八卦”一下,希望帮助大家摆脱这样的个人意气,以平心静气地分享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我自己长年生活在美国,虽然不是“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大概七八年前,我在中国的《南方周末》发表了一整版的“新人口论”,提出人口过剩恐怕不是未来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更大的挑战,也许是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老化。在此之前,我一直坚奉计划生育之必要,到了美国更是如此,那时我认为:中国的人口如果能降低到二亿,就能大致享受美国的生态!象许多在海外的中国人一样,我觉得美国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攻击太离谱儿。当然,我这里指的不是一些骇人听闻的具体措施,而是计划生育理念本身。

但是,2002年联合国的人口报告,修正了传统的人口预测,揭示出世界人口有可能萎缩,人口老化成为新的挑战。美国学者也随之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如Phillip Longman的《空空的摇篮:出生率下降是如何威胁世界的繁荣以及我们如何应对》(The Empty Cradle: How Falling Birthrates Threaten World Prospe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和Ben J. Wattenberg的《更少:人口下降的新人口学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的》(Fewer: How the New Demography of Depopulation Will Shape Our Future),还有Nicholas Eberstadt在2003年的《2003-2004战略亚洲:脆弱与危机》(Strategic Asia 2003-2004: Fragility and Crisis)上发表的论文:《人口趋势:亚洲人口趋势的战略意义》(Demographic Trends: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Asian Demographic Trends)。通过对这些研究的阅读,我意识到人口老化是一个在中国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对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命运都有着重大影响。这就是我写“新人口论”的动机。

时隔不久,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易富贤先生来信,对我的文章讲了许多过誉之辞,并自报家门地介绍了他的《大国空巢》。我这才意识到他在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这些年来,他也一直成为反计划生育和“多生论”的代表人物,其锲而不舍的精神实在让我自叹不如。我相信,叶女士的文章主要是针对易富贤的观点的。其实,我个人在“新人口论”上的观点已经略有松动。虽然我依然反对计划生育,但对于中国的制度和生态能否支持那么大的人口非常疑惑。在微博上,我有时也和易富贤唇枪舌剑地交火,甚至说他他的人口理论过分“原教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