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我在新加坡度过。抵达新加坡，我立即想起“美丽新世界”。碧海青天，洁净的街道和清澈的空气（据说印度尼西亚“烧蕉”期间也有雾霾，但那是特例），夜间灯光闪烁的写字楼，无数的立体停车场。每个街区几乎都有学校，组屋和组屋之间有长廊相连，即使烈日灼人、暴雨将至，也不用携带雨伞。“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首歌似乎更适合新加坡国民。看到这种景象，我有些怀疑乌托邦已经实现，仿佛行走在不真实的空间里。“美丽新世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回到上海，读到作家唐颖发来的小说《和你一起读卡佛》，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同样把新加坡称作“美丽新世界”。
让我对“美丽新世界”产生怀疑的，是似曾相识的“乌托邦美学”。整齐划一的组屋，整齐划一的街区，有着统一的数字编号，像“新村”也有些像兵营。这不仅是一种美学，也表达着建造者的政治观念。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里提醒：“一个城邦，执意趋向划一而达到某种程度时，将不再成为一个城邦……实际上已经变为一个劣等而失去本来意义的城邦：这就像在音乐上和声夷落而成单调，节奏压平到只剩单拍了。”
进入地铁，在车厢里见到久闻的高额罚款告示。让我意外的是，广播会传来严肃的女声，提醒如果发现可疑的人和物，请立即上报。可疑的标准是什么？依据哪条法律？没有解释。严肃的声音和明亮的地铁形成巨大的反差，乘客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广播，听而不闻。地铁车站有宣传画，画着新加坡国旗、面带微笑的不同族群的面孔，拔地而起的建筑，说明着“我们都幸福”。“春到河畔”的新年灯会，入口处是“热烈欢庆，建国五十”的字样，里面除了醒目的财神，更有着醒目的巨幅宣传画。宣传画上是鱼尾狮和金沙酒店等标志性建筑，飞机在其中飞翔，上面写着“艰苦创业、民生跨越、经济腾飞、繁荣城市”，让我想起小时候的练习簿封面。财神和宣传画的并置，说明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至于公民权利的保障，文化思想的多样性，似乎都是可以省略的。
去年春节，我在台湾花莲同样偶遇了一次新年灯会。灯会很难看到宣传的痕迹，很多作品是市民制作，没有那么宏大、玲珑而有创意。广播在讲述花莲之美，鼓励花莲以外的台湾民众移民到花莲，并且告知如果花莲的市民有什么问题，今天行政官员就在现场。唯一和政府相关的活动是花莲县长携同僚向民众发送红包。没有专门搭台，县长就站在平地上，民众排成上百米的队伍，不用查验证件，不用经过安检。县长把红包一个又一个发给民众，身边的同僚一齐拱手致意，微笑职业却又亲切，如此往复持续数个小时。当时最大的感受是，做民选的官员太痛苦了。回头看报纸，台湾各地的官员在春节期间都有类似的发送红包行为，但是民众颇有不满者，认为这是作秀。
在新加坡有限的竞选中，必须避开“民主”、“人权”、“言论自由”这些字眼，因为在新加坡人看来，这些都是“社会混乱”的代名词。（李慧敏《成长在李光耀时代》，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竞选只谈论抽象的理念，确实难以吸引选民，但是选民视公民权利如洪水猛兽，可见公民意识的匮乏。新加坡小学生使用的《好品德 好公民》课本，更多的是讲述公民要有哪些美德，要尽哪些义务，很少讲到公民权利。课文的标题是《我一定会成功》、《我热爱学习》、《我不乱花钱》、《这里是新加坡》、《我爱护课室》、《我的学习目标》等。有篇“屈原背米”的故事，我在国内从未读过，讲屈原小时候帮助穷困的人，故意将家中的米倒在门口的石头之间，结尾是：“长大后，他当上大官，管理国家大事，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结论是：“同学们，大家应该从现在开始好好学习，长大后为国家服务，帮助更多人。”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能使官员为民众服务？官员为民众服务，与民众为国家服务是什么关系？这些不是“好公民”关心的内容。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