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7日，新疆自治区喀什特区报刊载一则消息：喀什判处一批“穿戴留”分子。报道称：“喀什市人民法院以维护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为总目标，以‘去极端化’为抓手，公开宣判了一批‘穿吉里巴甫服、戴面纱、留大胡子’等被宗教极端思想蒙蔽的不法分子。”
但是，这一消息刊发几天后，采写该消息的记者就发表了道歉声明，称“相关新闻事实未经深入采访核实，造成报道严重失实”。这一报道自此成了争议性消息。围绕这一消息的喧扰显示出,针对维族民众“穿戴留”的相关政策和治理措施，已经成了困扰民众也让政策执行者头疼的问题。
“穿戴留”及发展历程
“穿戴留”，指伊斯兰教的信众，女性穿吉里巴甫服（黑袍）、戴面纱，男性留大胡子。
有学者认为，妇女蒙面是一种宗教行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南疆维吾尔族妇女外出不蒙面纱要受“卡孜”（教法执行官）鞭挞责罚。新中国成立后，戴面纱、封斋等宗教活动，民众由被强制变为可自由选择，人数减少。但自上世纪80年代始，妇女蒙面重新出现并不断增多，蒙面方式也由传统的白色、棕色长幅蒙面巾变为中东穆斯林国家传入的黑色面巾（也有戴墨镜、黑口罩、黑手套）和黑色长袍。近年新疆局势波动，暴恐事件频繁发生，宗教极端主义以“民族宗教”因素为仇恨动员的说辞，“穿戴留”成为当地政府重视的问题。在新疆自治区用以界定宗教活动的“23条”和“26”条中，强迫妇女戴面纱定性为非法宗教活动，但实际管理工作中主要针对蒙面者而不论其原因。
政府机构认为：妇女蒙面、男子留须是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产物，这些现象的流行会给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思想传播营造空间，导致宗教极端势力猖獗。因此蒙面留须已经不是个人行为，而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于是“揭面纱、去胡须”成为了新疆宗教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
2011年，乌鲁木齐推行“靓丽工程”，倡导维族女性穿传统或现代的彩色裙服以抵制穿黑。2014年更将此工程作为新疆全区的22项民生工程之一，并纳入了实用技术培训、就业等惠民内容。2012年，洛浦县组织6000余名党员干部下农村、进社区开展行动，教育群众不蒙面，不穿“吉里巴甫”服，佩戴红袖标的沿街巡逻防控人员对蒙面、穿黑袍者“零容忍”，当场劝导其揭开面纱，商户要签订不准蒙面和穿黑袍者进入经营场所的责任状。于田县，开展“违反民族传统服饰专项治理”活动，组建“红袖标”工作队，分片负责揭面纱。2014年12月10日，乌鲁木齐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召开，审议并通过《乌鲁木齐市公共场所禁止穿戴蒙面罩袍的规定》。
由于“穿戴留”行为是个人化的，也是易实现的，且有宗教和道德理念寓意其中（有些行为背后的确有宗教极端主义的推动），对地方政府而言，强推“整治”难度很大，经常是严管则少，放松即多。自1990年代后，新疆各地相关部门为揭面纱相继采取过多种措施，但因“穿戴留”问题的特殊性，“治后反弹”也一再重演。
“不法分子”犯了什么法
据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存在争议的消息称，“穿戴留”的顽固分子是因犯了“寻衅滋事罪”而获刑。那么,“穿戴留”者是否触犯了法律？笔者查询相关法律条文，没找到这种行为触犯国法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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