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发端；正当程序的起源；人权的诞生。诸如此类。对英国人来说，今年真正重大的纪念日并不关乎《大宪章》(Magna Carta)。我们其实应该庆祝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Battle of Agincourt)和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Batttle of Waterloo)。它们不仅涉及英国人最喜爱的历史性活动——击败法国人，而且是用最富有英国人特色的方式实现的：让敌人陷在泥沼里。
英伦三岛气候潮湿，沼泽众多。我们的比较优势是愿意在雨中的泥沼里快乐地翻滚，同时引诱懦弱的国家到野外决战。
阿金库尔战役已被莎士比亚式的宣传演义成了一个神话：一位勇敢、才华横溢的年轻国王与他传奇的英格兰长弓手（实际上大部分是威尔士人，但不需要让载誉范围过窄）在法国赢得了一场著名战役。
即使将阿金库尔战役粉饰为英国人在一场严重失利的持久战中的一次罕见胜利，与其说亨利五世(Henry V)的成功源于其战术天赋，不如归功于他的绝世好运气。
法国军队本应该能够轻松地赢得阿金库尔战役。亨利五世撤退回英格兰的道路被法国军队阻断；他率领的重骑兵人数远远少于敌军，即使弓箭手也许不少于对方。
但淤泥帮了他。这场战斗发生在一片刚刚犁过而且被雨水浸泡多日的田野中。开战当天，这片土地变成了一潭泥沼。在一片致命的箭雨之下，法国骑士的冲锋骑兵先是步伐变得沉重，随后便陷入了深厚的、具有吸附力的淤泥中。当法国的重骑兵踉跄地走到阵前时，他们已经精疲力竭，晕头转向而且惊恐万分，英国人几乎可以用卷起的报纸将他们打倒。
同样的好运也发生在400年后的滑铁卢战役中，这是英国（实际上主要是普鲁士，但理由同上）取得的又一次英勇胜利。
之所以能够拖住拿破仑(Napoleon)直至援军到来，威灵顿(Wellington)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战前的大雨。法军的战马陷入了过膝的泥沼中，淤泥没过了炮架的轮轴。
充分利用天气带来的有利条件，威灵顿得意地从山顶俯视敌军。他早已把军队驻扎在山顶并等待普鲁士援军的到来。
令人遗憾的是，英国在淤泥战术上的优势已经下降，因为其他国家也掌握了这一技巧而且其发挥的作用也在减弱。英国丧失世界大国地位是从19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开始的，那个时候俄罗斯人阴险地利用了严寒和潮湿的环境对付我们。
之后不久，英国也失去了对足球（我们对世界最大的贡献）的统治，因为我们愚蠢地允许在比赛中去除其中的核心元素——淤泥。英国人发明的足球运动是在欧洲北部冬季泥泞的场地上进行的。
它的原型是一个内心强大、浑身是泥的自耕农后卫，踩着沉重的靴子穿越泥沼，用脚将一个被雨水浸透的皮球机械地踢向前场；他全力以赴，并且不受任何像技术或体能之类的庸俗标准影响，他的训练食谱以馅饼和啤酒为主。
最傻的是，我们让足球运动流传到了法国等国，那里气候更加干燥，场地更加坚硬。那些拥有乏味、平整场地的阳光充足的国家用荒唐的创新（例如控球、战术策略及过人技术）毁了这项运动。英格兰有半个世纪都没赢得世界杯(World Cup)了。
英国国民性的精髓并非体现在《大宪章》的空洞、抽象的原则中。它是由我们的气候塑造的，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土壤中，并且有着打败法国人的癖好。只要我们举国团结，双脚牢牢站立在美妙的齐膝淤泥中，我们就不会（有时也无法）被动摇。
译者/陈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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