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习近平就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以来，不断收紧对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并重新强调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
然而，如果习近平的“新常态”能够成功，或许他就能对中国的政治力量展开进一步的调整。
在2012年12月的一次内部讲话中，习近平为共产党设定了新的方向。他在会上援引了苏联解体的例子，称信仰危机导致了苏联解体——苏联人民当时对共产党丧失了信心。据后来的报道，习近平说“理想信念”是中共党员的精神之“钙”，没有理想信念，他们就会“得软骨病”。
在从思想上加强对党忠诚方面，习近平所做的贡献被称为“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就是“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点在中国国内都获得了广泛支持。
在习近平调整方向以后，他手下的一些高级官员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威胁发出了措辞激烈的声明，并对“西方反华势力意识形态”的恶劣影响发出了警告。
这些论调并不新鲜，在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也频频出现。无论是这些言辞，还是习近平对重视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呼吁，我们都无需过多关注；相反，我们应该关注这些论调具体实施到了什么程度，又遭到了多大的反抗。习近平上台后的新举动，与江泽民和胡锦涛当年掌权后头几年的做法一样，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但习近平对中国政治体系的控制力要比他的前两任强得多。
在习近平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这两年时间里，新一届政府系统性地打击了腐败的党政干部和军官。公共知识分子、大学教师和学生、非政府组织、媒体、工会活动人士、以及西藏和新疆的麻烦地区，也都感受到了压力。
今年，中国政府通过控制“虚拟专用网络”(VPN)的使用，强化了中国的“网络主权”。对于想要绕开“防火长城”(Great Fire Wall)、使用谷歌(Google)、Facebook和Twitter等服务的中国网民，VPN是常用的工具。网络审查的严格程度能够与中国相比的，只有伊朗、朝鲜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
习近平政府试图达成他的前任曾尝试完成的目标：维持民众对共产党统治的支持，在一个信息控制漏洞越来越多的时代重新划定公共表达的界限，同时加强良好治理。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力图扫清政敌，封死任何可能削弱他的权威、致使他无法完成这些改革的公众批评渠道。
习总书记显然没有忘记苏联后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时代的教训，因此，他在发动群众力量对付政治体制内反对他计划的人时保持了克制。
中国环保纪录片《穹顶之下》(Under the Dome)最近的被禁，反映出政府希望保持对行政改革的强力控制，与此同时也保持对公众的控制。该片呼吁每个公民从自身做起，行动起来，制止污染和浪费。但这部独立纪录片能够制作出来并获得环保部长的支持，这本身就表明习近平（像他的前几任一样）并不试图完全压制民意，而是希望将其控制在可接受的限度以内，尽管这种限度在不断变化。
习近平提出的“新常态”旨在维护中国社会稳定，但这样做，就因此挪走了前几任所引入的许多“压力阀”。根据福柯(Foucault)的反抗理论，除非习近平最终在治理上做出进一步调整（像《穹顶之下》建议的那样，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社会，让社会通过法律和监管机构自我管理），长远来看，可能的结果是反抗会增加，而非减少。然而，习近平是否觉得自己能够承受得起允许进一步行政改革的代价，将反映出他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功地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习近平面对的挑战，与他的几个前任所面对的挑战是一样的：在中国，如同在任何地方一样，万变不离其宗。
注：本文作者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政治学教授、美国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国际研究员。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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