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两会”之后，中国高层发展论坛再度成为中外政商学界的聚会，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正值不再“保八”的中国经济放缓迹象初现之际，各大机构纷纷降低中国2014年经济增长预测数值，改革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如何寻找改革动力？如何平衡长期增长潜力下降与短期增长下滑风险？
改革方向在何方，其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给出定义，“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这份改革方案纵然评价不一，但让市场起决定作用这一点仍旧是各界认可的共识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改革优先序与短期增长风险”演讲中强调，能否落实上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点，对中国未来影响“天差地别”。他认为市场是一个场所（market place），中国初级市场发育得很好，某些甚至有全球性影响，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等，但是交易所代表的高端场所则是中国的薄弱环节，比如中国股市跟国民经济的增长之间脱节，这些高端场所的价格发现功能对全国资源配置都有辐射性极强的影响。
考察政策理念的标准，无非在于实施效果。一切魔鬼都在细节之中，《决定》各方面改革项目是300余项，孰先孰后？在本次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从中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经验出发，认为改革资源有限，因此以往“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概念今天仍旧适用，具体做法就是在多项改革中，“选出那些最为重要的和关联性最强的少数改革项目，形成一个最小的一揽子改革。”
改革的次序如何选择呢？吴敬琏认为改革优先次序应该从需要来选择，“按照我们进一步的让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发挥作用所必需进行的改革作为最优先的改革”。对于以“有共识的先改，没有共识的后改”的流行观点，吴敬琏认为如果存在合理制度，所必要的改革都应该放在优先地位，即使没有共识也会在工作中很快形成共识。
细究“改革”一词，其在中国处境颇为吊诡，一方面是近年举国呼唤，中共也在最高层面成立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另一方面公众对改革则多有缺乏动力之感。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发展，容易的路已经走完，如今的改革基础不再是一张白纸，利益集团阻隔横生，昔日能够让人人得益的“帕累托最优”式改革几乎已不复存在。
也正因此，有别于过去“人人有蛋糕”的增量改革，今天的改革则是“如何分蛋糕”的存量改革，有人受益有人受损，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观点，中国改革的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现在诸多问题都是不改革的产物，“改革跟社会之间的矛盾，因为现在改革有几百条，可是中国社会的耐心已经越来越没有了，改革尤其是结构性的改革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中国社会现在很难有耐心。”
人人都是理性人，任何决策，都是实然与应然的博弈结果，应该如何和实际如何之间往往存在无数路径，最终的路径必然是彼此竞争的结果。改革之难，在于利益集团阻碍，改革之易，也在于利益集团并非铁板一块。
以做加法的思路，改革不易，以做减法的思路，改革也不算太难，所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本质无非在于让（或说“允许”）万能的市场正常发挥其作用而已，而并非强力建构出一个市场来，因为这样做的时候往往得到的是反市场的机制。
从经典的市场理念可知，培育市场并非很难，市场往往源于自发秩序的结果，行政放权放手即可。可惜“父爱主义”泛滥的政府往往倾向于不相信市场，最终每每将自身限于“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治乱怪圈之中。折腾之后，留给改革的时间与耐心还有多少？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近期出版 《中国经济怎么了》
作者邮箱：xujin1900@gmail.com ，微博：http://weibo.com/xujin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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