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凌晨抵达，并肩站在一起，四周是激动疲倦的青年，还有横七竖八的标语条幅。他们都发福了，不过昔日的形象仍清晰可辩。这形象曾鼓舞了整个世界，他们是中国理想无畏青年的代表，试图挑战中国共产党强大的专制机器。他们也曾让台湾社会激动不已，乡音各异的国大代表声援北平的游行，似乎这群青年比老蒋的军队更可能实现他们的反共志向，受他们鼓舞的学生占据了台北广场，用静坐与抗议来加速威权政治的解体。
他们的挑战失败了。25年过去了，这两个昔日青年仍处于流亡状态，仍是北京名义上的通缉犯。他们失去了天安门广场的舞台，却未退出历史。那个更胖些的几年来一次次试图闯入中国，在东京、澳门、香港的机场激起媒体的关注、让人重温被淡忘的记忆。他在立法会里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急速的、戏剧性的语气仍让人想起他25年前的形象，他曾是广场上最有魅力的人物。没有演讲的另一位在这群台湾青年中有着更广泛的影响力，几年来，他以一名历史教授的身份，帮助新一代人理解中国大陆、激发他们参与社会变革的热忱，这也是个奇妙的相遇，一个无法回到大陆的学运领袖，成为一群茫然的台湾青年的精神导师。
在网络上看到王丹与吾尔开希的照片时， 你很难不想起福克纳的名言，过去永不会消失，它甚至不会过去。25年前的流亡学生领袖，身处一个65年前开始的流亡政权的立法机构中（于右仁书写的匾牌犹在，立法会的章程仍与1947年的宪法紧密相连），也表明历史的重要特性——被压制的历史可能暂时处于弱势，它常以意外的方式再度闯入现实。他们的照片在内心激起的共鸣，也印证了，历史也绝非现实力量的较量，象征、情感、认知、想象同样占据重要的角色。
但王丹与吾尔开希的出现，似乎也在提醒这些自称“太阳花”的年轻人面临的严竣挑战。当在天安门枪声响起，入狱与流亡刚刚开始时，大多数人对未来是乐观的。流亡中的严家祺在1990年写下的《中国人的第四个政治》是这种情绪的反映。它也是对金耀基两年前著作的回应，金耀基相信台湾、香港、大陆因不同的历史际遇正在形成三个中国人的政治，但最终它们都会通向同一个目标——现代化导致民主政治。1988年的金耀基有理由乐观，这三地似乎都正处于一个嬗变的关头，台湾的威权瓦解自不必说，香港也正因回归寻找政治表达，十年的改革开放则令大陆的极权主义似乎退隐了，同为中国人的社会，这三地也正在形成一种良性的相互影响。
严家祺重拾这股乐观，他把海外民运视作中国人的第四个政治。“六月四日的一声枪声，送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不无戏谑地写道。屠杀不仅迅速催生出一个政治流亡群体，还将海外华人世界连接在一起，它可能与台湾、香港共同汇聚成一股对大陆的政治压力。他相信北京的合法性业已消失，更无法应对新的挑战，从东亚到东欧，历史潮流站在自由这一边。“六四”平反为时不远，届时流亡者们归来，这四种政治最终汇聚成一种政治——一个尊重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政治，一个崭新的联邦制的共和国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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