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当阳光照耀在欧洲的滑雪坡道上之时，我前往瑞士度假，探访居住在瑞士格劳宾登州米施泰尔山谷(Val Müstair)的亲戚。米施泰尔山谷偏居欧洲一隅，如果你是地图制图师或语言学家，它恐怕会让你犯晕——而如果你还在天真地珍视“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概念，可能也会如此。
我表亲的母语是罗曼什语，但我的舅舅和舅妈说法语，此外所有人都流利掌握德语和意大利语（它们与罗曼什语一样，都是地区的通用语言）。虽然表亲理论上生活在瑞士，但他们所在的地区被瑞士与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国境线包围，边境之蜿蜒令人难以想象。比如，沿着路一直走下去可以到达一个名叫利维尼奥(Livigno)的区，它属于意大利，但出奇的是，它在一年中的某些时节与意大利是“断开”的，如果想从意大利到达这里，只能走瑞士的隧道。
不出意外，复杂的民族大杂烩过去引发过不少战争。但如今，这里一片祥和。一定程度上，原因在于瑞士生活富裕、面积狭小，是商业的十字路口。但另一项原因也至关重要：在这个地区，没人觉得“国家”(state)需要与民族认同或语言遗产相对应。“瑞士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利益的联合体，”我的舅舅马可(Marco)在晚餐时打趣道，“这可能是件好事儿！”
世界各地的政界人士或许都能从这个概念中学到些什么，甚至是（或者说尤其是）乌克兰的政界人士。大部分国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以民族国家的方式存在是必然的——以至于当今最主要的全球性组织以“联合国”(United Nations)而不是“联合民族”(United Peoples)为名。
但事实上，“民族国家”理念是世界舞台的迟来者，是历史偏离走向的产物。在过去数个世纪，欧洲有时候是团结在一起的庞大政治单元，其他一些地区也一样。例如上周末，Origen基金会在表亲家附近的一座山谷举行了一场精彩的舞蹈表演，纪念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逝世1200周年。查理曼是最先建立起泛欧洲统治的人之一，曾经控制阿尔卑斯山脉。
但查理曼从未想过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18世纪前欧亚大陆的其他统治者也不曾想过。相反，人们生活在多民族帝国、城邦（如君士坦丁堡或不花剌(Bukhara)）或小小的地方王国，或以部落形式散居（例如在中亚等地）。虽然民族忠诚感强烈，民族间冲突激烈，但民族问题不总是与政治疆界划等号。
但在19世纪，“国家”应以“民族”为界的概念流传开来。这常常被描述为“自然”的趋势，因为人们认定“民族”需要自己的国家。但正如社会科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其影响重大的著作《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里所指出的那样：“民族和国家一样，同是偶然的产物，不是普遍存在的必要……民族和国家不是相同的偶然产物。”即使是在被视为典型民族国家的法国，情况也是如此。已故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是法兰西国家孕育了法兰西民族的观念，而不是相反。
当然，民族国家的概念如今似乎根深蒂固，以至于它很少在法国等地受到质疑。但只要看看世界地图，便知将这一概念应用到世界某些地区是有多么不恰当（如果不是头脑糊涂的话）。例如，民族国家的概念不太适合现代阿富汗，或是乌兹别克斯坦（它是斯大林(Stalin)生造出来的国家）等地。它与非洲大部分地区也格格不入——殖民统治者随心所欲地划定了奇怪的边界。即便是西欧的一些地区也不安于这个概念（看看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或苏格兰便知）。毫无疑问，这种民族国家的理想现在还在乌克兰、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制造着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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