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选举顾名思义应该是关于地方领导人的选举。不过本周末土耳其举行的地方选举，代表的意义会丰富得多。这次选举势必成为一场两种民主愿景的竞赛，选举结果也将对这个西方关键盟友的民主自由前途产生深远影响。
对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领导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y)而言，去年在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加济公园(Gezi Park)爆发的抗议，为第一个相对平静的十年划上了句号。爆发于加济公园的抗议后来演变成一场全国性抗议，针对的是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极化、家长式的执政风格。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几乎每天都有指控土耳其官员腐败的新材料爆出，让土耳其政府面临新的压力。
面对这些挑战，土耳其总理的应对方式一直是，强调本届土耳其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回避批评者提出的问题，此外，他还封杀了Twitter和YouTube。在为本党地方候选人助选时，埃尔多安一直强调国家意志的重要性，再三重申他认为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是选举。他之所以选择将这次地方选举变成对他本人以及正义与发展党的公投，原因也在于此。
不过，地方选举真正重要的意义其实在于，它会决定埃尔多安如何设计下一阶段的政治策略，从而决定土耳其短期内的政治轨迹。地方选举结果会决定埃尔多安是否会决定以候选人身份参加定于8月举行的总统选举。而他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需接近50%的得票率，埃尔多安才能严肃考虑这一选项，50%是2011年的选举中该党的得票率。否则，他可能会希望领导正义与发展党参加定于2015年举行的议会选举。
他可以通过修改正义与发展党章程中有关领导人最多只能连任3次的规定，来继续自己的政治生涯。当然也不能排除第三种情况，即正义与发展党支持率大幅下滑，比如下滑至35%。这会迫使埃尔多安短期内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确保本党团结，以应对日益凸显的党内分歧风险。
对埃尔多安而言，合法性的第二个支柱是其政府的政绩。正因如此，他在为本党地方候选人造势时，不断强调在他执政期间，政府修建了多少公路、推出了多少社会保障项目、福利水平攀升多么快。但他未考虑“程序合法性”，而这恰好是土耳其近期动荡的根源。
埃尔多安评判民主合法性的标准是物质上的，而程序合法性是基于行为过程本身。程序合法性关注的是法治如何实施，决策过程的透明如何确保，媒体自由如何保护，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众参与度如何保证。程序合法性也与政治体系容忍和应对异见的能力存在内在联系。对自由民主政体而言，程序合法性与民主合法性的其他支柱同等重要。它是自由民主政体与非自由民主政体的本质区别所在。
在去年的加济公园抗议和最近抗议官员腐败事件上，埃尔多安之所以拒绝采取更倾向和解的姿态，与他真心相信的一个信念有关——选举的胜利加上漂亮的经济表现，对于维持他的执政地位而言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但他错了。
土耳其民主的成熟度已经超越这样一种浅薄民主的契约程度。埃尔多安或许仍是土耳其最受欢迎的政客，但他只要仍拒绝完全实施法治、并实现政策制定透明化，他的政府就在一天天丧失合法性。正因如此，仅凭赢得选举已无法平息土耳其的政治动荡了。即便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赢得下一次选举，并且高票胜出，民众普遍的不满情绪仍不会消失。
土耳其政府前进的唯一道路，就是承认其对民主合法性的解读存在关键缺陷，并着手解决这种缺陷。欧盟(EU)可以就一些基本自由权开始与土耳其谈判，并将其作为土耳其加入欧盟谈判的一部分，从而在推动土耳其政府迈向更具抱负、更全面的民主改革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乌克兰危机体现了社会和政治极化蕴含的内在风险。土耳其面临类似的挑战，只有不再信奉选票为王，对民主合法性作出更全面的解读，才能解决这一挑战。只有到那个时候，土耳其才能走出“半吊子”民主制的炼狱，成为货真价实的自由民主制的应许之地。
本文作者是伊斯坦布尔智库伊达姆(Edam)主席、布鲁塞尔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研究所(Carnegie Europe)访问学者
译者/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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