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因，就会得什么样的果。台湾的民主虽然已有相当成果，但是很可惜，它并不是在一个健康的土壤中成长，也注定了它的道路必然会有劫难。
蒋经国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并允许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让台湾民主的幼苗破土而出。当时的民主不仅打破了国民党独占政治舞台的现象，更为两岸交流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很不幸的，接任的李登辉，在他瓦解当时国民党非主流对他的权力威胁、逐渐巩固权威以后，先是向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发表“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并宣称要带领台湾人民“出埃及”。李登辉自许为摩西，要带台湾人走出中国，他的迦南美地就是独立建国，像以色列人一样，台湾人也要当家作主。从此，台湾陷入了前途认同与身分认同的困境，要统还是要独？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台湾的民主就在这种认同的斗争土壤中畸形成长。
在台湾不会有人愿意放弃台湾的主体性，但是李登辉将台湾主体性导向为分离意识下的主体性。为达到这个目的，1994年起，李登辉开始寻求加入联合国。北京的打压正好为他的分离诉求增添养份。1996 年北京以飞弹试射介入台湾大选，正好给了李登辉一个藉口，要远离威胁台湾的中国。
为了创造“我群”或“台湾主体性”的正当性，李登辉利用了北京反台独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政策上不断刺激中共，中共就会不断打压台湾，而这也让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认同愈走愈远。台湾的民意调查显示，从1994年以后，台湾民众对是否为“中国人”或统独立场的比率逐渐发生结构性的逆转，迄今为止，还在继续分歧中。
民主化的台湾也给了李登辉操弄的机会。为了赢得选举，李登辉不惜以台湾族群认同为代价，不惜以统独选边为工具。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一次大选都变成认同选择的决战。台湾开始进入了民主内战期，这一场内战中每一次选举结果都不能完全说服对方，一直到今天仍旧如此。理由很简单，有关认同这种涉及意识形态或信仰的东西，是无法做到“少数服从多数”的。台湾民主化就在这样充满怀疑、不信任、甚而“大陆是非我族类”的土壤及气氛下滋长。
除此以外，李登辉与陈水扁时期开始了“一边一史”的史观教育工作，台湾的历史已经不是放在中国史书写，而是以四百年的被殖民角度来撰写教科书。现在三十岁左右的年青人接受的是“一边一史”的史观教育，在认知上他们已经把两岸视为是“异己关系”。
台湾最大的矛盾与撕裂是在经济上需要大陆，在政治上无法脱离中国大陆而独立，但是在教育或从某些政治人物的话语中，却是不断鼓动两岸是“一边一国、主权互不隶属”。北京对台北的政策也是政经分离，在经济上尽量给台湾让利，但是在台湾企盼的国际空间上却是紧守原则，并以“一国两制”做为两岸政治关系的最终原则。北京的作为让台湾民众感到，让利或经贸协议的背后，一定有政治的企图，那就是用经济把台湾套住，进而最后促使台湾对大陆的完全依赖，以致最后不得不在政治上屈服。
2008年马英九执政以来，虽然两岸进入大交流的时代，但是马英九并没有去处理两岸政治定位问题，而仅加强经贸交流。同时，很不幸的，马英九为了拉拢绿营，任命的陆委会主委，是出身于李登辉所支持的台联党的赖幸媛。赖女士对两岸关系缺少善意的认识，对民进党的批评一向吝于正面反驳，这使得两岸和平交流的成果在台湾并没有被正面且善意的解读。再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部分台湾民众对大陆愈来愈多的是恐惧与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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