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作者新版《极权的诱惑》的序言，台湾八旗2014年5月版。
我犹记写作这本书时的情绪，除去愤怒、困惑，还有一种触碰禁忌的快感。那是二零零九年的冬日，我在剑桥游学。出乎意料的是，那些伟大的传统、令人心醉的风景，没怎么令我触动，心中反而产生了更强烈的书写中国的欲望。
这意味着某种身份的危机，你在一个崭新的环境中无法找到自我，更沉溺于过去的身份。它也是一种解放，距离带来了自由，你可以更超然地观察熟悉的事物。
这本书正是这种沉溺与自由的共同产物。彼时的中国，正处于“中国模式”的顶峰，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她成为历史的新主宰。身在中国时，我对这陈词滥调充满愤怒，被愤怒侵蚀，却反而失去反驳的能力。在剑桥红砖图书馆内，我发现那些对中国的赞颂，不过是历史片段的另一次重演，不管是对斯大林的苏联还是希特勒的德国，人类总是陷于这极权的诱惑。我在书写时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常年来的内在审查减轻了，连使用“极权”这个词汇本身，都充满了异常的快感。
这或许也是这本书的弊端。我太着迷于历史的类比、快感式的批判，没有更深入地分析现状，尝试给出某种建设性的方案。这是智力与情感不足的标志，也是对责任的逃避。就像我钟爱的作家加缪所说的，如果一个人的写作只是为了证明一切都搞砸了，那么他索性保持沉默。
这建设性的方案来自何方，我至今不解，并为此饱受折磨。偶尔，我会羡慕五年前的自己，他喋喋不休地发出议论，似乎对所有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而如今，我却愈发不知怎样看待眼前的世界，更对评论中国丧失了热忱。
五年来，中国的影响力仍在扩张，“极权的诱惑”也未停止。按照《经济学人》的观点，中国的崛起正是全球民主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提供了与自由民主政体不同的选择。我也记得几年来在台北的闲谈，很多人相信，不管胡锦涛、习近平是否专制，他们总比毫无作为的马英九更有魄力。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心理，人们对于强者（不管他掩盖了多少罪恶），有一种天然的倾慕。
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吗？中国内部的危机迅速加剧，蔓延的暴力、经济衰退、环境恶化，中国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崛起带来的黑暗面渐渐浓重，它的巨大金钱力量正导致一系列政治与社会恶果。
在某种意义上，香港与台湾是这黑暗最直接的受害者，这两个社会愤怒却又无力地发现，他们所珍惜的社会制度、价值系统被不断侵蚀。这也是吊诡的一刻，25年前，当中国因天安门屠杀陷入孤立时，正是这两个地区的商人们迅速涌入中国，他们在短期内获得巨大的市场与利润，却无意中帮助造就出一个吞噬他们的巨人。
香港与台湾对中国的反抗，似乎仍停留在表层情绪，它们尚未真的尝试理解这个极权中国的深层逻辑，也未尝检讨自身曾经的短视。在短视背后，是一种高度功利主义的心理，人人只求眼前利益，放弃长远的、非功利的维度。与极权主义的斗争，需要充分的智力与心理准备，浅薄的反抗难以奏效。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