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从历史对照现实，对于转型中国而言，财税无疑是未来改革的难点与重点。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财税体制改革亦受关注。中国副总理张高丽主题演讲强调“改革要用制度管钱，管事，管人”，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亦强调“简政放权”，财税体制改革涉及税收、预算及划分中央和地方管理责任和支出责任。
这其实道出了中国财税改革的三个要务，税收改革为民生所系，预算公开是近年经济学界呼声最高的提案之一，而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等，一直是政府治理制度改革的一大难点。
一个现代国家的崛起，离不开高效的税收征管体系。中国税收之难，不仅在于民众税赋痛苦指数过高，更在于税制合计不尽合理，而且税收的使用也难以令各个阶层民众满意。这在本次高层论坛上都有体现，一方面，企业家柳传志向楼继伟提出尖锐问题，“为何这么多年一直财政收入增长最快，GDP次之，百姓收入增长最后？”，另一方面则是外方嘉宾直言中国个税收入占总税收比重（6%）有改进空间，征收范围亦不能仅限于工资，应扩大至资本收益、房产、遗产等。
由此可见，税收改革不应该以简单的减税加税作为标准衡量。税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必要之恶”，并不是保护费，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府更不该是累累出没的劫匪，想要管住政府“看得见的手”，首先必须管住政府“钱袋子”，这就必然引向财税改革之中的预算公开。
没有透明的预算管理体系，财税体制必然导致一些内行说不清外行不满意的暗箱操作与灰色区域。我一直强调，从经济领域诸多改革可从财税领域入手推进，而预算就是其一端，我曾在《中国经济怎么了》一书中专辟一章来谈论预算法以及预算公开种种。
预算公开的阻力主要在于各级政府，而唯有预算公开，才能有望解决中央地方税收失衡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理顺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之一。正如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所言，当前地方政府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85%，但是其收入却不到全国政府总收入的50%。一旦中央转移支付无法应对地方需求之际，必然导致预算外资金的累计，必然会导致地方债务等风险积聚。中尾武彦认为虽然中国地方政府的总债务占GDP水平然在可控范围之内，但过快的增速仍然让人担忧。
地方政府可谓“中国奇迹”中最精彩最为吊诡一节。一方面在全能政府的历史负担之下，地方政府要承担各类发展重任，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历次税收改革，不少地方税收进入中央财政。如此格局下，中国各个地方政府为追求发展经济，而长期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等，导致这种竞争有逐渐变为筑底竞争的倾向，各类税收以及税收之外的收费逐级增加也是自然，极端情况之下，甚至会导致某些地方政府固泽而渔的搜刮。
如何解决地方政府负债问题，从财务、金融等角度而言，理论上讲可以学习国外市政债务，将地方政府作为单个法人个体纳入信用系统。但是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格局之下，地方政府往往有中央政府的隐形担保，破产尚无先例，一旦放开发债路径，结果可能又是一轮子债务狂欢。也正因此，解决地方债务出路在于约束地方政府权力，同时向市场释放更多责任空间。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