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出任微软(Microsoft)首席执行官让人们深刻认识到一个事实，通过利用数百万亚洲技术移民的才华，美国已成为全球科技力量的龙头。这也证明（虽然晚了50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立法建设“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是正确的，该施政纲领提高了贫困者生活水平，终结了种族歧视。
约翰逊发起的民权行动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中一项举措是，他签署了《1965年哈特-塞勒法案》（1965 Hart-Cellar Act，即《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案》）。这一在当时被看做微调的举措，却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上世纪20年代，美国形成了欢迎北欧人、排斥亚洲和非洲人的移民限额制，1965年的移民法案终结了这种歧视。它规定了未来的移民政策不再有歧视，而且将以技术和家庭团聚为根本。
约翰逊的这一立法使全球菁英能够前往美国，在无形中帮助美国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德国和日本等经济强国不想要、也不接收数以百万计的技术移民，它们选择依靠本国人的才智。这就使全世界，尤其是亚洲的最优秀人才汇聚美国。华尔街、美国学术界、商界、医药界和法律界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亚裔美国人迄今已获得12枚诺贝尔奖牌。
亚洲移民也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维维克•瓦德瓦(Vivek Wadhwa)的研究显示，“以2005年为例，美国硅谷52.4%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科技带头人都出生在国外，硅谷里有25.8%的公司是由印度人创立的。”继雅虎(Yahoo!)创始人之一杨致远(Jerry Yang)，YouTube联合创始人陈士骏(Steve Chen)和贾韦德•卡里姆(Jawed Karim)之后，纳德拉成为又一位亚裔公司领导者。
当国会争辩《哈特-塞勒法案》时，政客们只将其视作民权法案的合理延伸。他们预计人口结构不会发生太大变动，新增移民将大多来自意大利，因为来自该国的移民签证申请已经积压了25万份。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估计在接下来5年中，将有8000名印度人移民美国，结果这一人数是27859名。美国的欧洲移民很快就被来自拉美和亚洲的移民超过了。如今，这个国家拥有1800万在本土或外国出生的亚裔美国人，其中包括400万华裔美国人和300万印度裔美国人。
移民法案开启了人口革命，随着移民法规进一步放宽限制，这一革命愈演愈烈。直到20世纪，美国移民绝大多数还是由北欧人以及非洲奴隶构成。但在《哈特-塞勒法案》实行以后，非白种人和西班牙裔很快就成了移民的主力军。预计到2040年，历史上一直占据人口大多数的白种非西班牙裔美国人将成为少数人口。加利福尼亚州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
如果放在其他很多国家，如此剧烈的人口变化一定会激起政治上的反对、社会动荡以及种族冲突。这一点在西欧国家就表现得很明显，这里的移民人数远低于美国，但已经见证了反移民政党的崛起，如法国的“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荷兰的“自由党”(Freedom)。瑞士几年前才禁止过修建宣礼塔，现在又冒着卷入严重政治争端的风险，举行公投限制来自欧盟的移民。非种族主义政党承受着来自广大群众的压力，以至于寻求对移民采取更严苛的限制，即便是在历史上自由度较高的国家，如丹麦。
美国仍继续特立独行地欢迎着来自各个国家的移民，即便这意味着最初的移民群体将缩减为少数族群。在美国宣称的所有“例外论”(exceptionalism)里，其包容的移民政策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中国凭借庞大的人口，其国内生产总值或许能在未来几十年超过美国，但人均国民收入和智力水平还是赶不上。美国将借助自身吸引全球菁英的态度和能力，继续保持世界最强经济体的地位。
本文作者是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研究员
译者/曲雯雯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