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后复工写第一篇专栏，正在为选题犯难，一条新闻跳进眼帘：2月6日，马胜利因病去世，享年76岁。
这是一个已经有点久远的名字，就如同一段已经有点久远的历史。先让我完成简单的叙述：1984年3月，国营石家庄造纸厂因连年亏损难以为继，业务科长马胜利贴出大字报，主动要求承包经营，仅一个月就实现盈利。第二年7月，新华社向全国媒体播发长篇通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他成为当时全国知名度最高的企业家。由于马胜利等人的试验，促使当时的中央政府下决心将发端于农村的承包制引入城市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是为“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在其后的十年里，承包制一直是国企改革的主要模式。马胜利因此入选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在中南海紫光阁前拍照时，他被安排在总书记的旁边，他也是迄今唯一一个荣获过两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人。
然而，试图绕开产权清晰化的承包制最终没有救活国有企业体系，马胜利在后来也因扩张过快而导致企业陷入新的危机。1995年，马胜利被免职，造纸厂资不抵债宣布破产。此后他每月领130元退休养老金，跟老妻和两个女儿挤在两间破旧狭小的平房里。为了谋生，马家租赁房子开了一间“马胜利包子铺”。后来，马胜利还出山办过一家小的造纸厂，卫生纸的品牌是“援旺”，餐巾纸的品牌是“六月雪”，前者与“冤枉”谐音，后者则有“窦娥沉冤，六月下雪”之意，其满腔悲愤，溢于言表。
我与马胜利曾与一面之缘，是在2003年，当时他受同期入选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的冯根生之邀，到杭州参加一次纪念性聚会。退休之后甚少接受记者采访的马胜利，显得很拘谨和沉默，与热烈的场面格格不入。当聚会的大屏幕上出现他的照片时，坐在对面的我看见他老眼浑浊，举袖拭泪，他低声说，“这是我第一次流泪。”
到200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的图书《激荡三十年》被第一财经拍摄为三十一集的大型纪录片《激荡》。摄制组预到石家庄访问马胜利，被婉拒，再托人邀约，仍遭坚拒。当时，拒绝我的还有另外一位早期著名的改革家、海盐衬衫总厂的步鑫生——他把一位信任的老记者送到上海电视台录像棚，自己则在大楼外等候，拒绝出镜。
这两位老者的反应让我突然意识到，改革并不是一场皆大欢喜的活报剧，它由无数不确定的冒险构成，进三退二，悲欣交集，在这之中，无数先行者以勇气和生命荡开荆棘，劈出血路，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没有享受到真正的成果和喜悦。你很难说这是一个冷酷、不公平的世界，但是，“成王败寇”和“善于遗忘”确是大变革年代的重要特征。时代的车轮滚得太快了，快得没人有耐烦听一下你的委屈与抱怨。
今天，当我坐在小书桌前，因马胜利的去世而写这篇专栏的时候，突然非常怀念那些我访问过、记录过的、日渐变得模糊的面孔。
出生于1934年的步鑫生和冯根生，曾是1980年代国营企业改革的两面旗帜，如今都已步入耄耋之年。前者久病缠身，与一位老侄女相伴，孤居沪上；后者的身板子曾非常康健，但在三年前因一场不成功的手术而元气大伤，前年我去看望他，已发枯面瘦，步履蹒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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