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欢迎解放军一样，北京人热烈欢迎北风的到来。笼罩多日的雾霾终于被吹散。但可以预见的是，这不会是北京最严重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雾霾。
最近有媒体发起一次现场调查，问题非常简单：“持续重霾天，您还在开车上班吗？”结果并不乐观，在接受调查的153名司机中，仅有三成人对开车说“不”。
这种调查结果并不意外。首先，虽然有数据表明尾气是雾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知识的普及速度往往比不上直接的观感。比如，在春节期间，车流减小，但仍有雾霾；再如西方发达国家汽车密度更大，但空气却好很多。所以，很多人认为尾气与雾霾关系并不大。
其次，雾霾天气里，挤公交、挤地铁，暴露在空气中，“吸毒”更多，而开启车内空气内循环，的确可以降低车内PM2.5。不过，这一安全并不持久，1小时之后，车内空气就会变差。但是，个体选择往往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越是雾霾天气，开车的人越多，而雾霾天气中，大气流动速度更为缓慢，尾气的影响权重就更大。
最重要的是，除了少数人认为“每个人都是雾霾的制造者，每个人也就有义务打扫雾霾”，并积极行动，绝大多数人，在面临减少雾霾与伤害自身利益的选择时，往往会归咎于其他因素，抱怨野蛮施工、污染企业、集中供暖、餐馆、烧烤、秸秆，觉得政府规定的限行、尾气年检只是在“装积极”，并抵制妨碍自身利益的减污措施。这并不奇怪，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品，空气陷入了“公地悲剧”中。
“公地悲剧”的原因在于，对某一项资源，个体的、私人的成本与社会的成本不同。在当下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为GDP带来的政绩，企业为更高的利润，个体为了舒适取暖、开车，其实都在破坏环境。在破坏环境这一项上，私人成本都小于社会成本。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加害者，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都陷在“公地悲剧”的陷阱中不能自拔。
解决“公地悲剧”的办法是政府介入调节，对资源进行私有化、或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对排污者征税，增加弥补排污者的私人成本，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一致。但是，高昂的社会成本并不能直接驱使政府行动，只有当社会成本转化为政治压力，并压倒政府GDP利益的时候，才能驱使政府行动。而在社会付出的巨大成本还未转化为政治压力时，政府的环保动机不强，环保部门的权力也不够大。
在具体的污染过程中，所有排污者的好处都是实实在在的、明显的、集中的，另一方面，个体制造的污染，却是分散的。对于个体来说，自己制造的那一部分污染仅占自己所受到的污染的很小一部分。比如，一个人开车，享受了开车的好处，并排放出污染。当很多人都同样行动的时候，如果其中一个人停止开车，他会立即丧失开车的好处，却几乎不会改变自己遭到的污染，所以没人会减少开车。但是，当所有人都选择开车的时候，每个人遭遇的污染甚至会大过开车的好处。简而言之，这个时候，社会成本已经由每一个人共同分摊，但他们却陷在公地悲剧的陷阱里，无法自我解决，只能呼吁。
人们呼吁减少污染的时候，明白自己会从更干净的空气、更干净的水中受益，但与此同时，他们往往会低估自己的义务、高估他人的义务，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别人的义务会多过自己的义务。比如，消费者会认为，治理雾霾，主要受损的应该是那些工厂的利益，而不是自己开车与用电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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