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陕西扶风老家，目睹了一位壮年邻居的死亡。
腊月二十六，当人家的迎亲鞭炮响起之际，他倒在村外的壕沟里。
过年的事情准备停当，肉、菜、水果一应俱全，在东北工作的儿子已归家，小女儿刚生了一个闺女，正在“坐月子”，他和妻子盼望着出嫁的长女带外孙回来。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男主人勤勉、干净、和善，女主人热情、能干。他在建筑工地当领工，月薪六千元。这一家享有村人由衷的尊敬。
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有人说，前一天他还说，过年后要去延安打工，有人以年薪十万相邀。“给儿子买房娶媳妇”，这是他生命的原动力。
他是猝然而死的。新年临近，他打算拉几车土垫垫后院。在野外拉屎的平娃，看见他突然“噗嗵”倒下去，再也没了动静，就边提裤子边喊：“救人了！救人了！”医生赶来，心脏已经停摆，他死于心梗。享年四十八岁。
他的死令村人伤悲。一老汉恸哭道：“老天，你不长眼啊！这么一个好人怎么就叫他走了？”
亲人们悲痛欲绝。他一句话也没留下。
我们一直觉得死亡是慢慢靠近自己的，而且自己要比这个对手强大。事实是，死亡就是突然出现的，他闪电般掐住了我们的脖子，让我们来不及吐露最后的心声。
我们把死亡推到生命的尽头，以为那是一个到时候自然而然能处理好的事情，因而极少去做死亡的准备。有朋友说，他对高龄的父母采取旁敲侧击术，以墓地安置做引子，期望引出他们对后事的处置来，但总是被父母们轻轻拂过，他们本能地回避谈论这个话题，他们觉得那是不必谈的事情。死亡之火在胸膛里燃烧，他们佯装感受不到舔咬着的火焰之舌。
十多年前，我曾接触过一位退休老人，身材魁梧、一生坎坷的他，在七十五岁时制定了一个活到一百岁的生命计划：在到达寿数之前自己能挣多少钱，每天怎么运动、调息，服用什么保健药等等，都一一计划好。他身体硬朗，活到八十几岁应该不成问题，但再往上走，明显有点一厢情愿了。在他面前，谈论死亡当然是不合时宜的。春节期间，在西安又碰到了一位耿直的文化人，声称要做“最后一个右派”，八十出头的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活到一百二十岁。一位颇受尊敬的思想家晚年发出“我不想死！”的慨叹，……这都是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产生的强迫症，即使能活到目标寿数，又有多大意义？
他们都是无信仰人士，如果说中共标榜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信仰的话，他们都曾经有过。在他们眼里，生命取决于意志，有多强的生命力就有多高的寿数。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生命的主人，他们要把自己的生物体存在本能发挥到极限。愈到晚年，人愈容易产生“让生命日复一日地重复下去”的心态（语出《享乐的艺术》一书结束语），只有重复才能产生生存的价值：我活着！活着就是一切！悲哀的是，从未有人在大限来临之前，解决自己的信仰问题。既不是信徒，又非享乐主义者——按照享乐主义代言人的描述，生命不是一个任务，而是一次探险经历，应该充满美好、喜悦以及愉悦（见《享乐主义手册》一书结束语），他们确实就是被自己的妄念所鼓动的唐吉可德，行走在凄苦的荒原上，恐惧死亡又不得不面对逐日逼近的死亡。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只好设立外在的目标去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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