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August 23, 2012

勤劳是中国奇迹的根基

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成为过去三十年间世界的一个奇观。但这一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并没有达成共识。

现今颇为流行的,以各种五花八门的理由,说中国的经济制度好,是很难成立的。固然和毛泽东时代相比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和其他国家比,中国制度上的缺陷非常明显——但是增长率却远比它们的高。

比如,中国仍然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这些人工作效率很低。其次,国有企业仍然在整个中国经济中占有很大份额,并始终受到政策层面的巨大优待,虽然这些国有企业的效率有了巨大提升,但相对私有企业而言仍然是低的,其真实竞争力完全不能令人乐观,也大大降低了中国的经济效率;中国还依旧存在大量莫名其妙、不开放的管制措施,许多领域私有企业如要进入要么完全不许可,要么需受到严厉的审批;私有企业,特别是在中国竞争力最为强大的,草根的民间小型私有企业依旧受到大量歧视和限制,而且这些歧视以及限制在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倾向,以至于发生了大量被称为“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吞并了大量私有企业)”的现象;中国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仍然是不完善不彻底的,到处都能看到大量的、甚至是明目张胆的侵犯私有产权的情况,常常是与名目繁多的管制措施一起存在;尽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比较灵活,但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还是恶化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

既然经济制度并不足够好,那为什么中国仍然能够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经济奇迹?

我们应该从人的角度,从民族性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经济增长。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赞扬了资本主义最初形成时期人们的辛勤奋斗和节俭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新教徒把做好世俗职业视为自己被上帝选择获救,自己在世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荣耀的“天职观”,勤勉工作,减少享乐,在经济活动中工于算计,积累财富等,这些特质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兴起。一直有种观点,美国之所以能够获得今天这样伟大的成就,与这种勤奋节俭,并且追求冒险的资本主义精神有很大关系。然而发展到今天,在普通美国人身上,这种传统、本始的、纯粹的、勤奋而且节俭的资本主义精神比过去少了。

但是这种精神在当今中国人身上却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人最勤奋和节俭,最具有吃苦精神,最听话和守纪律。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还最渴望获得财富——实际上,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像中国人这样,很多人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发财发财!”类似“成功学”这样的指导人们发财的东西,在有中国人的地方总是最走红,而在其他国家却不会这样。

另外,中国人还有喜欢变通,不太讲究规则的特点,当然,这一特点并不全是优点,正如很多人所说,还是很大缺点,但这恰恰使中国人总是能够在重重管制制度的缝隙,找到一条可以变通的道路,使得中国人可以绕过许多的管制束缚,即所谓的“绿灯亮了赶快走,黄灯亮了抢着走,红灯亮了绕着走”。也就是说,正是有了这条特质,使得中国人克服了很多制度上的缺点。

更聪明的机器人

生产线上引入机器人已经不是新鲜事,但台湾的科学家们正致力于开发更加聪明的机器人,使之可以进行更加精密的电子产品加工。

Wednesday, August 22, 2012

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二)

——兼答薛涌先生《怎样看中国人口的现实和未来?》

我最近的专栏文章之所以从经济领域转向人口领域,是因为人口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运,人口与制度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两大关键要素。

任何探讨,都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以理智的态度进行分析,煽动某种情绪有可能酿成不可逆转的后果,笔者之所以用刺眼的“反智”命名本组专栏,是因为看到了过多的文章在煽动情绪,把生育与种种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并且使用了不恰当的类比。理智地探讨生育问题,是为了让人的生活更加体面、有尊严。在这方面,薛涌先生做得很到位。

本文将从人口出生与水资源角度,继续论述计划生育、优生优率的必要性。

如果放松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有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

按照国家统计局今年8月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人口生育继续稳定在较低水平:2011年末,中国大陆人口总量为13.47亿人,比2002年增加6000多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53%。2011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1.93‰,全年出生人口为1604万人,出生率比2002年下降了0.93个千分点。2002-2011年中国平均每年出生人口为1603万人。

从反映净增长的自然增长率来看,2002年的6.45‰降至2011年的4.79‰,下降了1.66个千分点,其中出生人口160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1.93‰;死亡人口96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4‰;从历史上看,这样的增长率处于中位水准。值得关注的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幅提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201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10年前提高了3.43岁。而2010年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9.6岁,其中高收入国家及地区为79.8岁,中等收入国家及地区为69.1岁,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超过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看齐。据卫生部8月公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解读,到202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7岁,中国人口数量达到15亿也许用不了十年。

在上述数据中有个致命的漏洞。在出生率计算中,没有划分高生育率与低生育率组群的不同,事实上,在中国有的地区出生率高,而大城市出生率较低。在设计模型时,这一不同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现在假定一组人群总人口为100人,男女各50。以简单的方法,分为A、 B两个组,人数各50。A组设定人口生育率较高,平均每个妇女替换生育率为3,而B组妇女选择不生育。如此一来,整个组群的平均替换生育率为1.5,甚至大大低于发达国2.1的人口替换生育率。

且慢高兴——在经历一代人周期之后,A 组人群数为75; B 组人群数为0. 两组总数为 75;A 组生育率仍然是3, 但 B 组已消失,所以整个平均生育率窜升为3!也就是说,高生育率组别最终将取代低生育率组成,主导人口的出生。这一简化的模型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组群人口出生的不均匀,会造成信息的严重扭曲,也会造成出生人口的严重扭曲,平均值不仅在计算收入时会误导,在计算人口出生率时也会误导我们的思维。

当然,在计算出生率时,A组的下一代有可能会改变想法,不再维持高生育率。但这是需要前提的,也即这个社会的城市化、收入分配较为均衡,多数上过上体面而有理智的生活。

FT社评:用邓小平智慧平息东海风波

中日关系再度爆发紧张。直接原因是5个无人居住的海岛和3个岛礁,对其实际管辖的日本称其为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宣称对其拥有主权的中国称其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真正的原因是民族自尊心和战争年代留下的积怨。

最新紧张爆发前,日本警方上周逮捕了14名从香港坐船到岛上插旗的中国活动人士,并将其遣送出境,在那之后,日本民族主义者也进行了登岛。日方的行为在至少6个中国城市引发愤怒的示威。在成都,数以千计的人参加了游行,其中一幅标语写道:“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这反映出中国人对日本昔日的侵略行为仍耿耿于怀。一名解放军将领提议,北京方面应当派出100艘军舰去保卫钓鱼岛。

在日本,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近期一直在募捐,准备从私人家族拥有者手中买下这些海岛。如果他的计划得逞,或者如果日本中央政府为了阻止他而自己出面买岛,这场纠纷可能升级。这可不是局部的小打小闹。日本表示,美方已证实尖阁诸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理论上,那将意味着如果中国愚蠢地发起攻击,美国军人将冒着生命危险去保卫这些无人居住的岛屿。

北京和东京方面都承受着巨大的国内压力,要求其采取强硬立场。但是,双方都必须设法给紧张局势降温,而不应被刺耳的民族主义者所绑架。两国需要保持和睦的外交关系,不能冒险重现几年前的局面:在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担任日本首相期间,中日最高层几乎毫无来往。这一纠纷也不应与其它事联系起来。2010年,在日本在有争议岛屿附近逮捕一名中国渔民后,北京方面叫停了日本工业极为需要的稀土出口。日本方面也必须避免无意义的以牙还牙。在另一场与韩国的纠纷(也是围绕有争议的海岛)中,日本已暗示可能撤出一个货币互换安排作为报复。这是一项错误的战略。

对于令人慷慨激昂的领土和历史纠纷,不存在容易的解决方案。邓小平的对策是搁置争议,让未来更加明智的后代去处理。从两国国内的高调言论看,这种智慧显然还没有占上风。把这样的纠纷留给后代去解决并不可耻。

译者/何黎

中国面临的环境难题

中国想要的是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很少有比中国这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所带来的问题更加引人关注。今年晚些时候将选出的新一届中国领导班子,是否会怀有一种紧迫感,去颠覆二战以来占主导的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呢?抑或这只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种偏执的错觉,而实际上这个国家将会把精力集中在应对一系列国内挑战上?

军事策略家和外交家基本上没有达成一致。对于任何从事环境政策这一较不引人注目领域工作的人来说,关于中国生态目标的争议也同样令人困惑。

短短几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生产国。中国领导人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污染控制,关停了一些污染严重的煤炭厂,宣布碳排放交易市场试点计划,并提出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创建一种“生态文明”。

那么这是否是有意义的变化?还是说本质上中国依然是一个不顾一切代价保增长的环境破坏者,放任河流被大型项目阻塞,水、食物和空气被严重的工业污染毒化?答案是复杂的,并且与我们其他人的利益攸关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美国学者夏竹丽(Judith Shapiro)是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第一批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之一,在《中国的环境挑战》(China’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这本简明而富有启发性的书中解释了很多来龙去脉。

一方面,试图阐明中国的环境政策与试图确定美国的环境政策一样充满困难——美国既能批准北极石油开采项目,也能通过世界上一些最严格的污染法规。

环境破坏让首都北京的空气质量堪忧,中国政府也有一些官员迫切希望解决环境问题。但也有一些反对者指出,中国没有理由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这一工业化国家积累财富时采取的模式。

中国和世界都面临着一个核心的难题:道德上来说,不能认为中国人不应享有发达国家长期享受的经济繁荣的权利。然而,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却不能说他们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因为中国对生态的影响正极大地延伸到国境线以外。从气候变化到加州空气质量,这个世界工厂的影响非常深远。

荷兰上个月发布的一项调研显示,大约五年前,中国已经在二氧化碳绝对排放量方面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排放国,目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占到全球的29%,比美国和欧盟(EU)的总和还略微高一些。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已经与欧盟相当,并将在十年内达到美国的人均水平。

因此,为了遏制全球气温升至比工业化之前高2摄氏度以上的水平,在任何努力中,中国都至关重要。科学家认为,比工业化之前高2摄氏度是一个临界值,要想避免发生危险性全球气候变化,就不能超过这个临界值。

中国不仅是碳排放影响了全世界。科学家表示,在中国发生最强烈的沙尘暴时,可以把污染物刮到遥远的加州和美国其他西部州。

从鱼翅到热带硬木和矿产,中国“胃口大开”,给鱼群、森林、以及非洲农场增加了压力。中国对煤炭和其他化石能源的迫切需求刺激了全球范围内(从加拿大的含油砂地区到尼日利亚油田)对这些能源的探索,带来了环境方面的争议。

媒体札记:打死都不信

(2012年8月21日)

一、死了?没死?

中国正在为缺乏信任而付出越来越大的社会运行成本。多数评论家认为,这是政府过去频繁造假导致的恶果,不应责难老百姓“老不信”——在周克华案上,更准确的说法是“打死都不信”。

上周五下午,立功民警王晓渝在新浪微访谈中以“周克华这么凶残的罪犯会自杀吗”的反问,来回答“他是自杀还是被你们的子弹致命的”的质疑。然后,他表现出对另一个提问的不明所以:“陈子河是谁?”

比起有关周克华是被直接击毙还是中枪后自杀的疑问,更骇人听闻的指控此时已难以回避——那个倒在血泊中的到底是不是周克华?会不会是一个被误杀的便衣警察?这种说法可以对重庆警方的一等功形成根本性否决。

中国青年报昨天完整地记录了《“陈子河”为何成了周克华》的过程:“周克华到底死没死?这在中文互联网上又成了一个问题,有人指名道姓地指出,被击毙的不是周克华而是湖南便衣警察陈子河。8月19日,重庆公安通过微博辟谣,‘悍匪周克华已被击毙毫无疑问’。而被乌龙的事件主角,网友‘陈子河’则表示,‘如果他们不封我的文章,应该不会有此谣言。’”

根据这份对网络传言的追溯,陈子河8月16日中午分别在博客中国和博联社发表文章《死去的“周克华”其实是便衣警察》,文章汇总转载了一些认为周克华没有死的网络质疑——认为周克华的穿着与警方便衣相似,一代身份证有作假嫌疑,而现场展示的证据有一张重庆到长沙的火车票,说明被击毙的可能是一名长沙的便衣警察。此外,文章还贴出了一些周克华标准照与被击毙现场照的对比分析,认为被击毙者的体貌特征与周克华不符。

但伴随着这份指控被人们热情传播,一个让原作者陈子河哭笑不得的现象发生了:“8月17日,网上出现了新的传言——‘被击毙的‘周克华’其实是便衣警察陈子河’”。根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引用的推测,这是转载的过程中文章题目与作者没有清晰间隔导致的乌龙,因为“博联社的文章引用格式多为‘重庆被击毙的是长沙便衣警察_陈子河_博联社’,而也有网站用类似于‘重庆被击毙的是长沙便衣警察/陈子河’这样作者与题目分隔不明显的标题格式。”

人民网也躺着中枪。其评论频道8月18凌晨曾转载评论《面对质疑,重庆警方的淡定急死人》,原意是呼吁公布枪战视频等,其中更明确点出“死去的‘周克华’其实是湖南长沙的便衣警察陈子河”这条谣言是转载“陈子河”这篇文章所引发的误会。但一些正在四处寻找阴谋证据的网民显然没有看清这句论述,就已如获至宝:“人民网上传击毙死去的‘周克华’其实是湖南长沙的一个便衣警察名叫陈子河……”

在重庆官方公开回应之前,是江苏警察先拔刀相助。上周五午前,微博认证为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的@江宁公安在线叹息“为了质疑而质疑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没想到网上抱持着‘被击毙的周克华不是周克华’这种怀疑论观点的人还挺多,还有网友贴出了看似合理的分析。警察蜀黍平心静气的看了看,唉,这样为了质疑而质疑甚至不惜伪造质疑内容的质疑是多么的苍白无力。辟谣:警方随时欢迎大家的质疑,但是请不要用假货来质疑。”

Tuesday, August 21, 2012

人口坍塌才是中国的真正风险

叶檀女士多次发表文章,呼吁中国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很多网友要我反驳她,我一笑了之。2012年08月14日叶檀再次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表文章《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一)》。在文章结尾说:“我们不能指望美国那些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对中国人口问题无关痛痒、主张放开生育的人”。既然叶女士挑上门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只好写几句。

叶檀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受该校人口史教授葛剑雄、曹树基的影响很大,比如她最近这篇文章中说:“葛剑雄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是当代中国研究人口史最权威的著作,曹树基先生撰写其中四、五卷讨论明清时期人口,可以窥斑见豹。”她引用葛、曹的人口资料以说明继续计划生育的必要性。

曹树基认为明清时已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为避免马尔萨斯陷阱,中国就应实行计划生育。李中清和王丰教授不认为中国清朝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曹树基反驳说:“面对李中清等的新理论,学者们不仅需要重写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甚至还得重新认识奠立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我在《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期)中反驳了葛剑雄、曹树基对清朝初年人口的观点。

叶檀说:“据人口专家测算,中国2006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即一对夫妇一生生孩子的数量)由1.8左右上升到1.87,如果从此以年均0.02的小幅反弹,到2020年将比14.5亿的控制目标超出2900万人。”

叶檀女士可尽管放心,人口专家的测算从来都是错误的(1980年以来就从来没有准确过),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了1996-2010年生育率平均只有1.4左右,其中2010年只有1.18。1.18的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减少差不多一半。

叶檀说“由于环境稳定,以及政府鼓励……人口从1949年的5.4亿上升到(1960年代末)惊人的8亿多。我们难以忘记惨死夹边沟的右派们,但在那个人口狂野增长的时代,因为人口增长,人命反而廉价,人的尊严可以忽略不计。个体的生命价值是有意义的,当人口变成让人目瞪口呆的数字,个体的生命被尘埃掩盖。”

其实1949年后中国人口增长并非是“政府鼓励”,事实上当时中国人口增长是与世界同步的,1950年、1970年、1980年中国人口都只占全球22%,当时的生育率也与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高。中国人口增加是因为死亡率的下降,是“死的少”,不是“生的太多”,是由于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35岁延长到1970年的63岁(2010年的世界银行资料)。恰恰是当时存活的人口奠定了改革开放后经济繁荣的人口学基础。“人口增长,人命反而廉价”也并非事实,美国人口增长率比中国和欧洲要快,不见得美国的人命就更廉价。

叶檀说:“如果按照1.2%的人口出生率计算,20年后中国的人口增长将达到16.5亿;一旦增长率恢复至2.3%,那么20年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20.485亿,到那时,中国恐怕得率先移居到火星寻找资源空间了。可见,就指数式增长而言,一旦增长率突破某个范畴,将是爆炸性增长。”

显然,叶檀是将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混为一谈了。

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如果叶檀的1.2%是出生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死亡率已经是0.714%了,那么自然增长率只有0.486%(1.2%-0.714%=0.486%,今后还将不断下降),还低于叶檀所认同的0.5%。

如果叶檀的1.2%是自然增长率,那么2011年的出生率是1.914%(1.2%+0.714%=1.914%),以统计局公布的134735万的总人口计算,2011年出生人口应为2579万(134735×1.914%=2579),远远高于2010年人口普查的0岁人口1379万;套用2010年人口普查的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出生人口为2579万的话,生育率应该为2.37,是2010年普查1.18生育率的两倍。叶檀的一个数据就将耗费80亿元、800万普查员参与的人口普查撕成碎片。

要达到叶檀所说的“增长率恢复至2.3%”,那么2011年的出生率应是3.014%(2.3%+0.714%=3.014%),出生人口应为4061万(134735×3.014%=4061),那么生育率应该是3.7。中国历史上出生人数最多的一年是大跃进之后的1963年(补偿性出生高峰),根据1964年的普查,1963年出生人口也只有3025万。印度历史上年出生人口也从来没有超过3000万的。

可见叶檀的理论是建立在错的离谱的人口数据和分析的基础上的。在认识到这个关键的错误之后,叶檀的系列人口文章还写得下去?当然如果她如宋健、程恩富、李小平那样希望将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5亿、3亿的话,那就别当他论了。

出生率和死亡率是动态变化的。孩子是母亲生的,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15-49岁总育龄妇女在2011年达到顶峰后开始负增长;20-29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2/3的孩子是该年龄段妇女所生)也是在2011年达到1.14亿的顶峰后,在2012年开始快速减少,到2032年只有0.65亿(比2011年减少43%)。意味着即便能保持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出生率也将急剧下降。

而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已经由1980年的626万增加到1990年的763万、2000年的813万、2011年的960万。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低方案(中、高方案每年死亡人数略多一些),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将增加到2030年的1350万、2050年的1862万;死亡率将增加到2030年的10.24%、2050年的16.34%。

出生率将不断下降,死亡率却将不断增加,自然增长率也将不断下降,中国人口已经在负增长的边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从1987年的16.61‰几乎直线地下降到2011年的4.79‰。中国年增人口也是几乎直线地从1987年的1815万下降到2011年的644万。

下表:中国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年增人口

将1987年到2011年的自然增长率进行直线回归拟合,以年份为X坐标,以每年自然增长率为Y坐标,拟合方程如下:y = -0.5125x + 1033.5,拟合优度(R2)达到0.9473。以这个公式推算2011年以后每年自然增长率,自然增长率将在2017年开始为负值。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13.4735亿人口计算,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6年达到13.56亿的顶峰后,于2017年开始负增长。

将1987年到2011年的年增人口进行直线回归拟合,以年份为X坐标,以每年年增人口为Y坐标,拟合方程如下:y = -52.761x + 106561,拟合优度(R2)达到0.9588。以这个公式推算2011年以后每年年增人口,年增人口将在2020年开始为负值,也就是中国人口在2019年达到13.65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低方案,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13.6亿顶峰后,于2018年开始负增长,将在2100年降低到5亿。其实联合国的低方案对中国来说还过于乐观,比如联合国认为2010年中国生育率为1.64,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18。用2010年的人口结构和1.18的生育率进行预测,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13.4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如果2010年后生育率能够提高到1.3,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9年达到13.5亿顶峰后开始负增长。

下图:根据1987-2011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增人口推测今后人口变化

可见,中国今后面临的不是人口爆炸,而是人口坍塌。要让中国人口维持世代更替(以保持经济的繁荣),生育率需要达到2.3左右;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丁克等人群的存在,需要主流家庭生三个、部分家庭生四五个、部分家庭生一两个孩子。如果有人选择自己单身、不生或只生一个孩子,无可非议(当然需要缴纳较高的社保金,因为社保是靠人口传承来维系的),但也请不要剥夺别人生孩子的权利。

(注:作者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谷开来被判死缓

一家中国法院判处遭整肃的政客薄熙来的妻子死缓。该案是该国历史上最具政治敏感性的案件之一。

两位周一上午出席庭审的律师表示,合肥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谷开来谋杀了长期为薄家效力的英国商业顾问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

在对谷开来的判决宣布后,外界的注意力现在将转到执政的中共拟如何处理谷开来丈夫薄熙来上。薄是一位颇有野心的民粹主义者,他公开争夺权力,打破了中共上层微妙的权力平衡,结果在今年早些时候遭到整肃。

8月9日法院表示,谷开来在受审期间承认谋杀,而且控辩双方均称谷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自己儿子不受海伍德伤害。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谷会被判处死缓。

在中国,犯谋杀罪的被告被判处死刑是很常见的。死缓则意味着,只要谷在缓刑期的头两年里未被发现犯下其他罪行,她就很可能被减刑为无期徒刑。

薄家勤务人员张晓军承认协助谷开来策划谋杀,张也被裁定有罪,并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

这起事件引发的丑闻令中国政府不得不处理薄熙来。虽然中共表示薄熙来因“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而正接受调查,但谷开来谋杀案的审判中并没有提到薄,法律专家们因此认为,中共不会让薄牵连进该案。

不过,观察人士目前仍在观望,看中共党内调查人员是否会把薄熙来移交司法部门。中共若要采取此类措施,通常会先开除薄的党籍。

政治分析人士预计,中共会在召开“十八大”之前采取行动。“十八大”将正式宣布下一届政治领导班子的人选。据信,中共为平衡党内不同派别和利益群体而精心磋商出的一项协议,将决定薄熙来的命运。

译者/何黎

中国经济:结构性放缓?

3月份当温家宝总理宣布中国今年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为7.5%时,绝大多数分析师都认为他过于谨慎了,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实际增长速度将远高于这一水平。

过去十年中,中国持续不断地超额实现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尽管2008至2009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这十年间的年均经济增速仍接近11%。但鉴于近几个月来经济活动的降温程度远超预期,全年7.5%的经济增长目标现在开始显得有些野心勃勃。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仍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一个渐进可控的“软着陆”放缓过程中,但部分经济学家已开始思考中国是否可能处在一个更为严峻的经济时期。

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从第一季度的8.1%下降至7.6%,这是中国自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即使中国政府6月上旬在近四年来首次下调利率,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再次降息,绝大多数经济指标显示7月份仍然延续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

作为衡量制造业景气程度的指标,7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低于6月份9.5%的水平。中国出口总额7月份同比增速仅为1%,而6月份则为11.3%。7月份银行新增贷款规模同样令人失望。

一些分析师现已开始思考,在欧洲深陷经济危机以及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局面下,中国经济“硬着陆”对于本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瑞银(UBS)经济学家汪涛表示:“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表现或与2008年第四季度以及2009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形势类似,当时出口严重萎缩,工厂没有订单,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被解雇。目前这类情况尚未出现,并且除非欧元区解体或者房地产市场发生重大问题,这种情况都不太可能发生。”

今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超过13%,并且地产行业在过去十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但目前中国大多数地区都有成片无人居住的住宅小区,今年前7个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4.3%,表明未来房地产投资规模或难以维持。

6月份很多大城市的住宅价格近一年来首次上涨,并且7月继续微幅走高。但这并不一定是好消息,因为中国政府在过去两年中一直致力于扼制房价飙升。目前的房价水平已使国内绝大多数人无力购房,房价强劲反弹将促使政府对房地产行业出台更为严格的调控措施。

中国经济硬着陆将对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尼西亚等依赖中国需求的大宗商品出口国带来毁灭性影响,同时还将产生较为间接的影响。

环球通视(IHS Global Insight)经济学家阿利斯泰尔•桑顿(Alistair Thornton)表示:“如果中国经济真的发生硬着陆,将对全球投资者信心产生重大影响,并将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程度相对温和,但企业利润受到的影响格外巨大,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商以及房地产行业中的其他企业。

目前建筑机械销售量大幅下滑,大量小型钢铁企业纷纷减产,大型国有矿产以及运输企业今年上半年报告发生亏损。

中国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已经对国际投资者信心造成了影响。

7月份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规模同比下降8.7%,而今年前7个月则累计下降3.6%、

谷开来被判死缓引发网上热议

中国30年来最轰动的庭审的判决结果和量刑几乎没有悬念,但它们仍在中国难以驾驭、直言不讳的社交媒体上引起哗然。

直到不久以前还是中国最有权势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昨日因谋杀英国商业顾问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一刑罚几乎总会在狱中减刑至无期徒刑。

谷家前保镖和勤务人员张晓军因协助谷开来去年11月在重庆一家酒店的客房毒杀海伍德,被判9年有期徒刑。

鉴于中国刑事案的判罪率超过98%,而本案有谷开来和张晓军两名被告的供述,合肥中级法院作出有罪宣判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

但是,谷开来在被判犯故意杀人罪的情况下逃脱死刑立即执行,这个事实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轩然大波,人们感到愤怒的是,政坛精英阶层的一名成员似乎得到了特殊待遇。

“公众对(判决)的反应突显出,中国共产党用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框定事件的难度比以往大得多了,”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政策研究员约纳斯•帕雷洛-普莱斯纳(Jonas Parello-Plesner)表示。“社交媒体的威力使中共很难控制消息。”

昨日,在Twitter和中国的各个微博网站上,许多网民将谷开来的判决结果与沈阳小贩夏俊峰的遭遇作对比。2009年,夏因刺死两名“城管”官员被判处死刑。

夏俊峰目前仍在死囚区,但正在就判决结果提起上诉,理由是他是在那两名官员及其10多名同僚殴打他的时候,意外刺死那两人的。

夏俊峰的妻子和律师称,他在庭审中受到了不公平对待,有6名目击证人被禁止出庭证明他是正当防卫。

中国的“城管”是准警察单位,以腐败和粗暴对待大城市街头的无照摊贩闻名。

“一个人犯了残忍的故意杀人罪,另一个人在正当防卫时杀了人,结果自卫的人被判死刑,而故意杀人犯得到死缓和种种特殊待遇——这就是中国司法,”一名人气颇高、自称“屠夫”的活动人士在微博上写道。

还有人指出,夏俊峰在出庭时戴着沉重的镣铐,身穿囚衣,就像中国多数被告一样,而谷开来出庭时没有戴手铐,而且被允许穿自己的衣服。

谷开来是一名解放军将领的“太子党”女儿,而她丈夫薄熙来在倒台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之一,也是中共元老之一的儿子。

中国的实际死刑数目是一个国家机密,但据人权团体和独立机构根据来自中国司法体系的部分信息估算,中国每年对数千人执行死刑,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北京方面围绕谷开来案的庭审在宣传上大费周折,将其包装为一个公平公正的过程,严守中国的法律及司法程序。

但是,党内人士私下承认,谷开来及其同伙的命运是由党的高层领导人(而非合肥的法庭)决定的。

从中国共产党最高层传出的耸人听闻的腐败、谋杀和密谋情节,对执政党的形象造成了巨大损害,而今年适逢中共希望安排好自1949年以来第二次和平有序的权力交接。

“中共定下的主旋律一直是指责省一级的几个害群之马腐败和行为不端,”帕雷洛-普莱斯纳表示。“但本案显示,就犯罪和腐败而言,最高层也有份。”

Gu Yu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