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社评：香港“国民教育”争议

香港在本地中小学引入“德育及国民教育”必修课程的计划在民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应。在新学年开始之际，数千名抗议者在香港政府总部门外举行示威活动，反对这门在他们看来带有亲北京色彩的洗脑课程。香港本地小学压倒性地反对一项在2015年以前将“国民教育”课程并入现有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的自主方案。示威民众采取了静坐、游行甚至绝食抗议等举措。严重的对立情绪迫使新任港首梁振英取消了参加本周末在海参崴举行的亚太经济会议(Asia-Pacific Economic Conference)的计划，留下来应对危机。

香港公民对新课程设置深感忧虑是有道理的。抗议者们拿出了一本教育手册，书中美化了中国共产党并忽略了1989年镇压民主人士之类的事件。手册中批评多党制民主导致“恶性政党斗争”。

自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香港作为前英属殖民地一直保留着中国内地未曾享有过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独立司法等方面。很多香港人将这座城市看成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样板。另一些本地人则担心内地方面正在试图侵蚀香港的自由。香港社会针对内地人的反感情绪日益加重，认为内地人是推高香港房地产价格罪魁祸首，并通过来港生子获得香港居住权。

北京方面希望教导孩子们首先将自己看作中国人，其次才是香港人。问卷调查的结果则显示，香港民众的看法与此完全相反。北京方面或许还希望通过向下一代年轻人鼓吹一党专政的益处来淡化举行普选的呼声。中共喉舌《环球时报》(Global Times)在一篇社论中将反对爱国主义教育的人批评为是“被西方意识形态洗脑了”。

但北京方面混淆了热爱中国和热爱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府这两种感情，前者几乎所有香港人都具有，两者并不相同。在学校教育中习得的批判性思维是香港取得成功的基础。中国领导人应当停止干预这一在香港发挥了良好作用的教育体系。梁振英则应放弃对新课程设置的支持。若非如此，则怀疑他为北京傀儡的情绪必将蔓延。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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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有利于中国

我妻子1954年出生于上海，几个月之后，她的父亲方汉奇就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因此她是在北京长大的，又在1966年被卷入“文化大革命”。当时她就读的学校关闭，一群群自称为“红卫兵”的年轻人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几年之后，她跟随父亲前往江西的一个穷地方，在一个农场劳作了两年，搬石头，帮助村民做日常的农活。幸运的是，1970年代晚期她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在中央政府的工艺美术局获得一份工作，从而受到中国丰富文化生活的熏陶。但在1980年，一有了离开中国的机会，她马上就前往美国，那个传说中的充满机会之地，去探寻新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成年人，在有条件离开中国的情况下愿意这么做，是很好理解的。大多数人是在艰苦的经济环境下长大的，很多人经历过肉体或精神的暴力。而且，贯穿中国漫长的历史，在战争和经济艰难的时代，都有一波波的中国人迁移到亚洲其他国家，以及非洲、欧洲，向北美的移民则是晚近的事。今天，在大多数国家都有至少几百年历史的中国人群体。

但为什么从1990年开始，迁往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中国富人人数稳步上升，以至于到今天，据估计有25%的中国富人生活在中国以外？甚至中国领导层也将他们的子女送到国外学习和生活。有一个笑话说，如果“两会”（人大和政协会议）在5月而不是3月召开，会场会一片空旷，因为5月和6月初是普林斯顿、哈佛、斯坦佛等大学举行开业典礼的时间。

许多中国移民说，他们是为了子女而离开中国的，这样可以躲避狭隘的、竞争极其激烈的中国教育体系，而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洲的大学提供了更广泛、通常要求不那么苛刻的课程。同时，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同学相处，有助于提高英语水平。法国从1950和1960年代以来一直试图把法语推广为与英语分庭抗礼的全球性语言，但未能成功，这进一步证明了英语作为全球首要沟通方式的霸主地位。尽管发达国家里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也在迅速增长，但中文还难以与英语抗衡，成为全世界排名第二的语言选择，因此对于雄心勃勃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学习英语非常重要。

但是，为什么有60%的中国经济精英表示，正在考虑离开自己的祖国？中国城市的空气污染显然是一个因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富裕的中国移民也频繁回到中国，从事房地产、进出口、制造业等商业活动。这似乎显示，那些已经并继续在中国境内赚钱的中国富人，并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移民的。事实正好相反：是中国在继续成为他们的财富来源。

但是，迁往其他的更大的经济体，原本可以提供其他的、独立于中国经济的财富来源的新机会。多样化可以降低风险，避免因只在一国经营、或从事一种经济活动的损失，从而保护财富。一个航运业巨头可以通过在纽约或伦敦的房地产投资来维持财富，因为在像今天这样的，世界集装箱航运业供应过剩、价格处于历史低点的时候，这样做可以保住资产的价值。著名香港商人李嘉诚是在香港房地产行业发家的，但他现在在全球都有商业利益，并涉及广泛的产业，包括自然资源、电信、港务等。但李嘉诚并没有移民到美国或欧洲。他仍然生活在香港，这说明一个人呆在本国，也可以分享全球商业机遇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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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谁在说谎？

（2012年9月5日）

一、黄金大米

一早，腾讯就将“疾控中心被指利用儿童做转基因大米试验”的标题放上了新闻首页头条，新浪和凤凰网稍后也跟进展示——这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求证”稿《“黄金大米试验”疑云》，终将一周以来在互联网上引发轩然大波的这个话题带入更广大的公共视野。

消息最早是由“绿色和平”爆料揭发的形式出现。上周四，这家以环保诉求闻名于世的民间组织召集媒体发布消息，对“美国一科研机构发布了其对24名中国湖南省儿童进行转基因大米人体试验的结果”之事表示强烈谴责，在法制日报网站当天下午即发出的稿件中，其著名环境报道记者郄建荣记录：“据绿色和平介绍，该项研究旨在检验美国先正达公司研制的转基因“黄金大米”对补充人体维生素A的作用。绿色和平表示，早在2008年，农业部和浙江省农业厅在得知该研究计划后即叫停该项目。但一篇2012年8月1日发布于《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论文显示，这项由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唐广文领导并获得美国卫生院和美国农业部资金支持的研究最终得以完成。绿色和平认为，用中国儿童作为转基因大米的实验对象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呼吁中国政府审核该研究的合法性，并对受到影响的儿童提供医疗和法律援助。”

次日，经由专栏作家“雾满拦江”的概括转发，中国儿童被当作转基因试验“小白鼠”的指控在微博上果然引发“震惊”，绿色和平组织自己的认证账号也趁势打铁，推介其网站专题《揭开“黄金大米”背后的秘密》，高呼“孩子不是转基因的实验对象”：“我们总想给孩子最好的食物和最安全的环境。然而，最近一个美国科研机构发布了它们对24名中国湖南省儿童进行转基因大米人体试验的结果，引发了一场关于食品安全、环境、健康和法律的轩然大波——你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转基因大米的实验对象吗？”

此问一出，谁敢接茬？果壳网。

这家汇聚了诸多民间科普爱好者的网站，时常以“死理性派”自居，对那些来自人文主义者的“夸大其辞”不以为然。当天午后，其“谣言粉碎机”已经开动，多数留言者除了继续传播转基因无害、“黄金大米优于菠菜，与直接吃胡萝卜素胶囊相差无几”的观点外，更向那个在上世纪中国媒体报道中多以“反抗邪恶资本主义”正义形象出现的环保组织表达嘲讽，例如“绿色和平别说是环保组织，连野鸡组织都算不上了。根本不关心事实本身，只顾哗众取宠，刻意的歪曲隐瞒事实。绿色和平现在对我来说就是恶意谣言的代名词。”

但担心又怎么会因为果壳网网友根据论文原文强调“这项研究的参与者招募过程和实验步骤得到了美国塔夫特医学中心机构审核委员会和中国的浙江省医学科学院伦理审核委员会的批准。参与的家长和儿童都知情并同意参与此项研究”而消减，另一位微博名人易天愤怒地质问：“如果按照儿童自愿就合法的逻辑，那么没有非法雇佣童工，没有强奸幼女一说，因为很多童工和幼女是自愿的。正因为儿童没有辨识力，才需要法律特别保护，家长同意就合法？！”

顾不上周末休息，果壳网要向对越来越怀疑“公知智商”的人们提供证据，在9月1日发布资料汇集，全面否认“绿色和平”的指控：“维生素A缺乏症（Vitamin A deficiency，以下简称VAD）……在发展中国家，导致儿童失明的首要原因，就是VAD……需要种植‘黄金大米’的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需要，后者要面对的是营养过剩而不是营养缺乏……维生素A，只存在于动物性食品当中。这就是VAD基本只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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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呼吁各方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昨日在会晤中国领导人时，艰难地试图缓解中方对美国遏制中国的担心。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希拉里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并努力推进这一关系表示赞赏。但美国国务卿抵达北京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却发起又一轮攻击，批评希拉里的亚洲政策。

“在中国周边挑拨离间得不偿失，”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头版一篇署名文章中表示，“如果美国的对外政策和行动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只会招致中国越来越强烈的回击。”

此前，其他官方媒体也发表了类似的批评，其中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把美国称为一个偷偷摸摸的“麻烦制造者”。

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取消了同希拉里会晤的计划。习近平预期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接替胡锦涛出任中共总书记，并在明年初出任国家主席。

不过，美国官员表示，此举不应被解读为一种冷遇，因为习近平也取消了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以及一名俄罗斯客人的会晤。中国外长杨洁篪表示，访问日程不应引发“不必要的猜测”。

北京方面在整体上对美方亚洲政策的疑虑、尤其是对希拉里态度的疑虑，近来不断强化。在中国官员和老百姓眼里，美国正在插手中国后院的事务。在中国与多个邻国之间的海上领土纠纷中，华盛顿被视为利益相关者。

希拉里在此次亚太之行的第一站访问了库克群岛，此举被普遍视为美国有意在南太平洋与中国争夺影响力，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北京方面的疑虑。

许多中国人指责美国帮助制造并煽动中国与日本（美国的军事盟友）围绕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爆发的领土纠纷。

中国观察人士还指控华盛顿在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中偏袒一方。就在此次抵达北京之前，希拉里还呼吁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国团结一致，共同推动与中国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中国和一些东盟成员国对资源丰富的南海的一些群岛、珊瑚礁及邻近水域存在主权争端。

昨日，希拉里在杨洁篪面前再度呼吁有关各方在今年内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中国呼吁“区域外国家”让亚洲国家自行解决彼此间的纠纷。但杨洁篪在间接回应中表示，南海不存在问题。他呼吁中美加强在亚太事务上的措施。

两国外长都花费了很大功夫向对方保证己方致力于发展合作关系。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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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转变后，中国经济行至十字路口

从近期用电量、铁路货运和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等高频数据的表现，来观察中国经济短期运行状况，基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减速的态势仍在延续。

笔者预计三季度GDP单季增速将进一步回落至7.2%附近，前三季度GDP累计增速则降至7.6%，成为自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中国经济第四次出现经济增速连续两个季度低于8%的局面。前三次分别出现在亚洲金融危机、网络泡沫破裂和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因此，如果单纯从GDP增速数据而言，中国正在经历此次危机以来的“二次衰退”。

近期中国高层的表态，也反映出经济减速已超出决策层的边际承受届值。5月份温家宝在湖北调研时首次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后，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则“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明确提为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而近期温家宝在江苏、浙江和广东调研时则是将“稳增长”的总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为“稳定投资是扩内需稳增长的关键”、“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推动出口稳定增长”、“要增强信心，关注就业”。显然，近期宏观层的密集表态，已和此前“经济增速仍在年初确定的预期目标区间内”的表态明显不同。

对于市场目前普遍担忧的后期经济运行将出现滞涨的情况，笔者认为概率不是很大。但如果经济增长和通胀在目前区域横亘时间超过预期，那么央行则会有所动作，但政策窗口期预计要等到9月份（8月份经济数据出台前夕）。

上述分析均为对当前经济运行的短期分析以及政策预期。从长期而言，从1978年开启的高速增长的运行轨迹，可能已经行至新的十字路口。其中集中表现在三个转变：

转变之一：中国货币化进程已行至拐点

截至2012年7月底，中国人民币贷款余额已高达60.1万亿，较2008年底的30.3万亿，翻了一番，信贷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2%，高出1978年至2008年期间17.8%年复合增长率近4个百分点。但中国特有的危机期间信贷高速增长现象，实际上在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就曾出现过：1995年底中国信贷余额在5万亿左右，到1999年底信贷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信贷总量4年间翻了一番，年复合增长率也有21%（央行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底信贷余额9.37万亿，但若将当年从四大国有银行一次性政策剥离的1.4万亿信贷算上的话，实际信贷总量为10.8万亿）。可见，反危机下信贷的非常规增长实际上是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个特有现象。

除了上述反危机下的信贷投放特质之外，中国货币供给增速加快还源于自身的货币化过程——持续的超额货币供给并没有带来持续通胀，即伴随中国市场经济范围的不断延伸，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货币化进程也相应经历了商品吸纳、资产吸纳两个阶段。

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一方面触发了政府的反危机公共干预，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轮政府反危机干预之下，客观上也加速了中国货币化进程，表现为原来能够吸纳超额货币的商品领域、资产领域已经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趋势，而在新的吸纳货币领域出现之前，即经济运行新的增长点形成之前，超额货币则一定会形成通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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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否认中国企业“被骗”指控

朝鲜强烈批评一家声称朝鲜骗走自己矿业资产的中国企业，这件事让世人难得地一窥困扰中国在朝投资的商业纠纷。

2007年，西洋集团投入3800万美元在朝鲜建立一座铁矿石加工厂，成为朝鲜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但今年2月西洋集团合同被取消，被迫从朝鲜撤出。上个月，西洋集团指责朝鲜官员违反合同，并敲诈80万美元贿赂。

昨日，朝鲜政府驳斥了西洋集团的说法，并指责外国媒体夸大争端，“挑拨（中朝）之间的经济合作”。朝鲜的一份政府声明表示，取消合同主要归咎于西洋集团，因为它“只履行了50%的投资义务”。

朝鲜政府寻求安抚其他外国投资者，承诺保护“所有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国际投资关系的投资者”的利益。

中国是朝鲜最重要的盟友，一直抵制美国围绕核问题对朝鲜发起的制裁。中国也是朝鲜重要的援助来源。据韩国中央银行估计，去年朝鲜63.2亿美元的对外贸易中，中国占了89%。

首尔朝鲜研究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Korean Studies)教授Philip Park表示，这让平壤对过度依赖邻国紧张不安。“朝鲜需要外国投资，但这对其主要经济计划来说是次要的，该计划强调使用本国的资源。（朝鲜政权）想要保证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过，分析人士已经注意到今年中朝之间的合作关系正在深化。此前，在中国对朝鲜自然资源需求的推动下，2011年双边贸易估计增长了62%。上个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eun)与中国官员会晤时承诺，要推动两国关系走上“更高水平”。不久之后，他的姑父、关键助手张成泽(Jang Song-taek)访问了中国，讨论经济合作。

但西洋集团上月详细描述在朝鲜“噩梦”般经历的声明，可能吓阻部分投资者。西洋集团声称，去年9月，即工厂投产5个月后，朝鲜提出新的条款，事实上迫使该加工厂停工。

西洋集团表示，不久之后合同被取消，剩余的中方工人被20名武装警卫叫醒，并被强行押上一辆大巴，遣返中国。

陈晓敏(Gwen Chen)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倪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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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夺权的漩涡里

【编者按：本文为老愚的系列文章《读一本淘来的“文革”日记》的第三篇。】

毛泽东为前北京市委定案，斥责其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企图“和平演变”。7月3日，中共喉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称：发动群众，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伟大的创举。

H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让我在新的一周里，好好地遵守作息制度，好好学习社论，积极参加讨论，把自己的一切投身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去吧！”

第二天，他就投身到为黑帮定案的斗争中来。首先核实党委副书记侯希如的材料，在H看来，侯跟前北京市委官员宋硕关系密切，“足足够个黑帮分子，他是党内十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

第三天，讨论副院长郭启明的材料。罪状有“依靠学者、权威办学”，“办豆腐房，让资本主义经济复辟”，“贪、懒、馋他都占，歪曲主席指示也有他，总之，他足够个黑帮分子的”。

第四天，围斗教务处代理处长高思渊。“高是现行反革命，出身恶霸地主，他的父亲被镇压，他不满无产阶级专政，为他父亲翻案。有意识地破坏‘四清运动’，不让群众都地主。他真正是钻到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我们一定要全院革命师生共讨之，把他斗臭斗垮。”

在当天晚上的青年同学“生活会”上，H总结自己学习“毛选”的收获是：“加强了阶级分析的观点：看一个人、一件事，不能只看这个人的外表和做事，而应看他的阶级立场，看他的本质。”

第五天，为女院长定案。有人说她糊涂，是跟别人跑的。H认为，“她是有目的、有意识、有组织地对抗这次触及人类灵魂的革命。”他给她罗列的罪行有：在“‘毛选’讲用会”上讲黑话，将“四清运动”神秘化等等。这天下午，为高思渊定性：阶级敌人，专政对象。

H兴奋地写道：“很长时间没有写大字报了。今天晚上和Z一起用主席的话分析高的事，写了几张。以后自己应抓时间写大字报，带着主席思想去写大字报，去看大字报。”

第六天，讨论宣传部副部长扬祖伦的材料。扬实干肯干，对工作兢兢业业，被一些同学称为焦裕禄式的干部。在H看来，这只是表面现象，出身地主家庭，没有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扬的阶级立场并未改变，“怎么能这么快入党，又当上院宣传部副部长？”

H在当天的日记里，还写了对组织部部长张琳堕落一事的感想：出身工人家庭却走上错误道路的原因在于，“不注意思想改造，不学毛著。”

在这一段时间，H还看了一系列“革命电影”。第二次看完《东方红》，他写道：“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党确是光荣、正确、伟大的，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完《罪恶的地主庄园》《不忘阶级苦永记血泪仇》和《夺印》后，他表示非常气愤：“在旧社会，地主资本家的统治与压迫是相当残酷的，如果不是解放，决不会有现在的面貌，而我也上不了大学，这些都是新社会的好处。”

7月12日，H早上五点起床，七点参加斗争高思渊大会。他觉得斗垮斗臭了敌人，“他从七点一直站到下午二点，当他有些不老实时，群众大声斥责他，让他低头，用手按他脖子让他低头。结果他的威风一扫而光。”当天下午，H所在班“出身贫下中农、工人和革命干部的同学”一起开座谈会，H在会上表示：“一定要读主席的书，听主席的话，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做主席的好学生，永远革命，永远向前，争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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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专栏：焦虑的蒙古

一场“终极资源大戏”本将在蒙古上演，但好戏可能很快就结束了。中国最大的铝生产商中国铝业(Chalco)已放弃收购蒙古敖包特陶勒盖(Ovoot Tolgoi)焦煤矿所有者南戈壁资源(SouthGobi Resources)的控股股权。这笔交易于4月份宣布之后，蒙古匆忙通过一部新的外商投资法，规定外资在蒙古企业中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因此中铝实际上根本没机会如愿以偿。但对蒙古而言，逼退中铝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Pyrrhic victory)，代价过于高昂。

蒙古的问题在于，它担心巨大的邻国会威胁自己的存在。作为一个内陆国家，蒙古煤炭储量占全球10%，它还拥有世界最大的欠开发铜矿。鉴于今年6月总统选举前夕的大肆支出留下了一笔财政赤字，蒙古政府应该让外资开发这些资源，以填补赤字。中国显然愿意出钱开发，但它同时也是这些资源的大买家——蒙古出产的这些资源有80%以上出口到中国。对蒙古来说，把自身资源的控制权拱手让给最大客户，显然令其感到不快。

这让在蒙古经营的采矿企业陷入困境。全球需求下降导致的资源价格暴跌，正在伤及所有矿商。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和力拓(Rio Tinto)等资源业巨擘的股价今年下跌了3%至13%。而另一方面，在蒙古从事投资的不确定性也拖累了在蒙古经营的矿企的股价。南戈壁的股价下跌了60%，中铝的另一个收购对象永晖(Winsway)的股价也是如此。在蒙古开发敖包特陶勒盖煤炭项目的澳大利亚集团Aspire Mining的股价跌了四分之三。

中国钢铁需求的放缓肯定正在伤及焦煤行业。但中国仍是焦煤净进口国，而且采矿仍需要数十年的投资。蒙古不应忘记这一点。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倪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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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两面派、三国杀、四宗罪

（2012年9月6日）

一、四宗罪

并不是每一份市场化媒体的总编辑都认为王立军这个名字适合出现在头版最重要的位置，有些甚至连一个封面导读标题都不给。

而广州日报、晶报、南方都市报、潇湘晨报则是在效仿门户网站，放大这位重庆前公安局长昔日表情图片，散播他被控四宗罪的新华社通稿。

最兴奋的还不是搜狐腾讯，而又是那个在最近一周出尽风头的新华社中国网事，昨晚19时46分，其新浪微博账号发出“王立军‘四宗罪’微博快讯即将发布”的预告，这一招不仅能带来更多的关注者，还能迫使竞争对手@人民网自愿转发。

8点差1分钟，新华网发出快讯，点明四宗罪之名称：“王立军涉嫌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犯罪一案，近日已由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稍后播发的通稿，被门户编辑们逐句摘录成为头条多行副题，即“明知薄谷开来有杀人重大嫌疑，却徇私枉法；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美领馆；违法使用技术侦察措施；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

从官方通稿里找“亮点”是市场化媒体的基本功，凤凰网极擅此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安徽的考察调研消息昨晚已在其编辑手里焕发新闻价值，因为他指示合肥中院的那句“努力使办理的每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半个月前，薄谷开来在电视镜头前宣布接受死缓判决；如今，这桩三十几年来最有戏剧性的政坛变局更进一步，网络上的政治爱好者已经在预测“王捕头”受审之后，最大主角薄熙来会否在十八大之前尘埃落定。

重庆日报及其下属各都市报也都在头版刊发通稿，敢于自我发挥的正式媒体是财新网和环球时报。前者提供类似“叛逃罪与叛国罪的区别”这样的名词解释，后者那篇《离奇的案发情节，确定的司法正义》成为搜狐评论头条，新浪更是迫不及待地在子夜零时刚过即已微博推荐：“作为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出事后被查出屁股如此不干净，真是令人悲哀。王立军是后来薄谷开来案件等‘拔出萝卜带出泥’的那个‘萝卜’，而且东窗事发的原因是他自己叛逃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他曾经是重庆的‘打黑英雄’，转眼站到被告席上，这样的戏剧性无疑是官方的尴尬。”

说起来，昨天还曾有另一个“打黑英雄”转眼成被告的情节自新京报传来，即“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唐建华，因涉嫌受贿罪已于8月13日被重庆市检察院批准逮捕”。于是，环球时报重新写下山城巨变以来一直在说的话：“中国早已来到这样的时代：再大的尴尬也已经捂不住，而且越来越不会有人去捂。谁犯了案，无论他的职务有多高，都必须面对法律的制裁。”

不过，宣布”中国已经迈过了王案的政治波澜，中国在向前走去“的同时，署名作者单仁平也要讲点新意思：“王立军案还让人们看到，美国驻华使领馆做不了犯案官员的庇护所，它们说到底只是美国驻华外交机构，它们决定不了中国公民的命运和未来。陈光诚作为极端例子通过美国驻华使馆获准赴美留学，但其实他兜了个大圈子，很多人用不着以他的方式也能去美国留学，陈光诚的故事是很多力量编来编去从而失去了开头结尾的一个情节……往美国使领馆跑的代价，最终要由当事人自己承担。把时间拉长看，跑进美国使领馆的，没有谁真正获得了利益。当年方励之跑进美国使馆滞留一年多，最后得以出境，但他的人生无论在科研学术还是政治上都从此走了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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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会期明朗化

北京马拉松赛事组织者、酒店接待员、甚至花商，都已经知道了中国共产党至今不愿告诉外界的一件事：中共近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会议将于10月中旬举行。

中国新一届最高领导层将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亮相，至今中共尚未宣布会议的具体日期。虽然官员们为了会议的保密工作做了大量努力，但要对会议日期保密还是很有难度。

北京马拉松组委会的一位代表透露，组委会此前曾申请于10月14日举办年度赛事，但没有获得批准。他说：“现在我们希望获准于10月20日之后的某天举行赛事，那时‘十八大’应该已经闭幕。”

还有一条线索暗示全国各地的中共官员将于下月齐聚北京：北京市中心靠近会场的五星级酒店均表示，10月中旬前后几乎已经订满了。一位来自首都大酒店(Capital Hotel)——很多省级官员在北京的首选酒店——的接待员表示，该酒店在10月10日至25日期间只有少量房间剩余。

一些政府顾问们表示，他们被告知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中旬召开，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政府这一最难以保守的秘密。

与美国等国家不同——这些国家的政治会议十分透明，开会日期在数月甚至数年以前就已公布——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府很少提前宣布他们将于何时举行会议。通常在每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年度会议，通常要到召开前几天才会公布日程安排。就连中国领导人是否出席国际峰会这样的事情，也通常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会确认。

受此影响，将在“十八大”上揭晓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才如此引人注目，虽然两大最重要的人事变化已经明朗——习近平和李克强预计将分别接任胡锦涛的国家主席职务以及温家宝的国务院总理职务。

北京市的市政部门也开始采取措施，确保在长达一周的十八大会议期间管理好社会上的闲散人员。

在过去两周里，执法部门通知一些餐厅必须停止露天营业，并关闭了一些生鲜市场。北京东部十里铺地区的居民表示，当地的一个农贸市场被关闭，以防止农民赶着自家驴车进入北京城区。

上月北京警方开始围堵希望向更高一级政府陈述冤情的上访人士，并将他们遣送出首都。北京南站附近的宾馆受到警告称，在未来两个月里如果他们为上访者提供住宿，将被处以罚款。

但“十八大”对于某些行业可能会起到促进作用。北京某城区宣布，将在十一国庆以及十八大期间支出5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布置花卉。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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