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6日，农历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尉文渊（时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上午照常来到交易所，下午就赴美国和澳大利亚访问了。按照邀请方安排，他将于2月28日回沪。
尽管尉文渊在出发时并无异样感觉，可是人在外、心牵挂着交易所，似乎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在尉文渊的潜意识里转悠。最终，犹豫再三的他临时决定改签机票提前回国。由于航班延误，等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时，已经是21日凌晨了。
当天下午，尉文渊来到交易所上班。收市后，上海国债期货市场创出成交628万口的新记录。尉文渊感觉市场异常，便在22日上午召集市场（监管）总监、国债期货部经理等研究市场情况，并据此讨论初步拟出了几条有针对性的监管改进措施。
22日中午，海通证券的汤仁荣来到交易所，对尉文渊说：“小尉，现在国债期货多空打得很厉害，弄不好要出事。”尉文渊说：“你怎么知道要出事情？”汤仁荣答道：“我一直在市场里面呆着，而你离开将近一个月了。”
汤仁荣说这些是有根据的。这段时间，他混在市场中的操作已经让他筋疲力尽了。
海通证券没有参与327合约的操作，而是316合约（1992年5年期国债3月份交收）。汤仁荣在1994年11月份开的316空仓，到12月份的时候持有316空仓大约40万口。据汤仁荣回忆：“春节放假结束，我在2月10日左右去了北京一次，跟财政部国债司的高坚、国债协会的几个朋友见了面。一圈情况摸下来，我感觉做空的因素都不对。当时通货膨胀还是不断地上涨，最关键的是，本来对1992年国债并没有说贴息，而现在的意思是在研究，变成不确定了。”
从北京回来后，汤仁荣就要求海通证券党组开会，研究决策如何处理他们所持的316空仓。汤仁荣回忆道：“当时市场价位和我们在春节前开仓的价位已经很接近了，基本上相差一两角钱。于是党组会决定平仓。”当时在党组会上，汤仁荣按照期货操作的惯常思路建议，平空仓就应该开多仓；哪怕你想对冲风险、锁定价格也应该开多仓。可是党组会没有同意他的想法，只允许他平空仓，一下子清光。
汤仁荣打听到316合约持多仓的主力是辽国发，正当他准备找辽国发时，没有想到辽国发的高岭主动找上门来。原来，尽管辽国发在316上开的是多仓，但他们还是准备做空。只是高岭四处出击仓位不够，于是他来找汤仁荣商量借仓位。汤仁荣对高岭说，我的仓位已经用完。高岭说，那我用316和你平，平完后腾出仓位，我们一起开空327。
汤仁荣听完后心里一喜一忧。喜的是，他正要平仓316，辽国发倒自己送上门，这省得他和辽国发讲价钱。忧的是，听高岭的意思，开327空仓成了平316的条件，万一自己不答应他的条件，有可能316的平仓也做不成。于是汤仁荣决定和高岭签订协议，说好大家平掉316后，各拿5000万元人民币开327空仓。
当时辽国发一共有28万口316合约多仓，再加上带出来的跟风盘。就这样，在2月21日中午闭市前，汤仁荣总算将37万口316合约平仓任务完成，他长出了一口气，但他午饭还没有吃完，高岭的电话就追了过来：“汤总，316平掉了，你的仓位应该腾出来了，你看什么时候开空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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