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明智的做法就是正确的做法。这正是希腊问题的情况。如果做得对，削减债务将使希腊以及整个欧元区受益。这样会造成一定的困难，但也比把希腊丢进狼群造成的困难要小。不幸的是，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或许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认为欧元区危机已经结束的想法是错误的。
没人会对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的胜利感到意外。在希腊经济“复苏”过程中，失业率高达26%，而青年失业率超过了50%。希腊国内生产总值(GDP)也比危机前的最高峰下降了26%。但在这种情况下，GDP是一个极其不恰当的衡量经济状况下降的指标。经常账户余额在2008年第三季度为GDP的-15%，但是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出现了盈余。因此，希腊人在商品和服务上的开支实际上下降了至少40%。（见图表）
考虑到这场灾难，就难怪希腊选民厌弃上一任政府，及其在债权人的要求下（有些敷衍了事地）追求的政策了。新任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曾说过，欧洲是建立在民主原则之上的。希腊人民发出了声音。最起码，欧洲当权者应该倾听。但人们听到的一切都在暗示，希腊人在债务和财政紧缩方面达成一个新协议的要求，将被几乎不假思索地拒绝。助长这种反应的是大量自以为是的愚蠢想法。其中两种说教式的观点尤其妨碍了对希腊的要求作出合理的回应。
第一种观点认为，希腊人既然借了钱，那么还债就是天经地义的，无论他们为此付出多大代价。正是这种态度将希腊禁锢在“债务人牢笼”中。然而，现实是债权人也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们应该明智地放款。如果他们没有做到尽职审查借款人，就应该承担后果。就希腊来说，其外部赤字的规模尤其明显。因此，希腊政府运转的方式也就很清楚了。
第二种观点认为，自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其他国家对希腊已经非常慷慨。这也是一种假象。不错，欧元区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贷款达到了2267亿欧元（约相当于希腊GDP的125%）之多，约为希腊总公共债务（GDP的175%）的三分之二。但是，这些钱绝大多数并未用在让希腊人受益的地方，而是用来避免减记贷给希腊政府和希腊银行的不良贷款。仅有11%的贷款直接用于政府开支。另有16%用于偿还利息。剩下的用在了各种资本运作之中：钱款进来之后又再次流出。一个更有诚意的政策本可以直接为贷款机构纾困。但这样做又会太难堪。
正如希腊人所指出的，债务减免是正常的做法。上个世纪，德国在其国内和外部债务中屡次违约，它就曾是债务减免的受益者。还不了的债将不必再还。认为希腊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保持巨额财政盈余，来偿还债权人政府为了将私人贷款机构从自身愚行中救出而花的钱，将是一种妄想。那么，应该怎么做呢？选择就在正确的、方便的、以及危险的三个选项之间。
正如前IMF欧洲事务主管礼萨•穆加达姆(Reza Moghadam)所主张：“欧洲应当提出实质性的债务减免——将希腊债务和财政余额要求减半——以换取该国进行改革。”他补充称，这将符合欧元区部长在2012年达成一致的目标：债务要显著低于GDP的110%。但债务减免不应是无条件的。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于1996年成立的“重债穷国计划”，提出了最佳途径。根据该计划，只有相关国家达到了精确的改革标准，才对该国实施债务减免。这样的方案对于需要政治与经济现代化的希腊是有好处的。
从政治上看，最方便的做法是继续“延期和假装”(extend and pretend)。毫无疑问，目前有很多办法进一步推迟清算日的到来。也有很多办法不必降低面值，而降低利息和偿还款的现值。这些办法将使欧元区不必面对为其他受危机冲击国家（主要是爱尔兰）减免债务的道义审问。不过，这么做也无法带来目前亟需的坦诚和透明的结果。
危险的办法是把希腊推向违约。这可能导致欧洲央行(ECB)感觉无力再替希腊发挥央行职能，于是只能迫使希腊退出欧元区。短期来看，这一结果对希腊而言注定是灾难性的。我推测，这也会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里逆转希腊现代化转型的任何努力。但受伤的将不仅仅是希腊。这也将证明，欧元区这一货币联盟并非牢不可破，而只是一种硬性的汇率挂钩安排。这将是两头吃亏的情形：既承受汇率挂钩的死板，又不享受货币联盟的信誉。未来每当遇到危机，都会冒出这是否是“退出时刻”的疑问。最终局面将是长期动荡。
创建欧元区可能是其成员国有史以来提出的第二糟糕的货币构想。解散欧元区则是最糟糕的构想。不过，那正是迫使希腊退出可能引向的结果。正确做法是承认有必要进行债务减免，以希腊拿出可验证的改革成果为条件实施减免。政客将拒绝这一构想。政治家则将抓住此构想。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哪些人是政客，哪些人是政治家。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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