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启功“文革日记”(下)

“文革”初期,启功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变故。党魁毛泽东鼓动的造反派在摧毁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撕碎了每个人的生活,顺从红色政权的启功亦陷入劫难之中。

启功被迫退出“民主党派”九三学社。1966年8月26日记载:“上午文革筹委会召开大会,会后九三临时集谈退社、解散事。下午红卫兵命令解散退社,限明日上午贴出大字报。”造反派的话就是律令,在不受任何约束的“刀把子”面前,原有的社会系统瞬间坍塌。启功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这是他一生唯一的政治身份。自此,启功参政议政的身份化为乌有,成为一个无所依附的个人。解散该组织,表明共产党割断了与“民主人士”的政治同盟关系,启功从虚幻的革命同路人沦为革命对象。

启功其实是个无产者。他无房,和老伴借住在内弟家里,这个逼仄的院子又是内弟家从房管局手里租过来的。文革潮起,原房主突然找上门来讨房。原来,彼因事被放逐异地,小院被当局没收,便前来纠缠,启功颇受困扰,日记里有几则与房东的交涉记录。

接下来是剥夺财产。1966年8月27日记载:“下午报告红卫兵,愿交出所有自存一切书籍等物,晚红卫兵到家查封书籍等。”恐怖的抄家被启功如此轻描淡写,在后来的口述历史里他才回忆道:“北师大中文系的红卫兵到小乘巷去抄我的家,问我:‘有什么封资修?’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资,也没有修,只有封。’红卫兵说:‘那好,就给你封了吧!’于是把我的东西贴上封条。再来的红卫兵看到已有红卫兵查封过了,也就不再追究。在那个时代能有这样的待遇就是万幸了,可能平时学生对我并没什么恶感,此时也就高抬贵手了。” 除了日常用品被封,启功还几乎上缴了全部财物。同日日记里又称:“向中文系红卫兵交代所封的书稿中有:旧小说、日文美术书、老舍《猫城记》、小牛牌、帽徽记不得、旧铜元两小包约几十个、银元一个、预支稿费还上、章家棉衣棉套一柳箱、刘盼遂书二套等。”这些上缴的东西,从书、衣服到钱币,可以见出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恐惧。“旧小说”,旧,腐朽之谓也,不合新时代要求;“日文美术书”,外,有毒也;“老舍《猫城记》”,反动作家,不言自明。“旧铜元”“银元”是旧社会货币,虽则值钱,但却透出恋旧、复辟等意思。“小牛牌”,一种娱乐工具,也属于恶习。至于连亲戚家的衣服和同事的书一并交出,更可见出启功的心态:唯恐自己不干净,让红卫兵抓到什么把柄。

工资降到每月15元,靠一友好学生补助度过难关。

“封”使启功家避免了其他红卫兵的蹂躏,却带来了另一个后果。负责发粮票的,见到一屋子“封条”,对启功的阶级属性发生了怀疑,“今日粮店询问为何封书,五七年右派是否摘帽,摘后是否再犯错误,以决定售粮标准,要学校证明”。经过一番努力,九天后启功方拿到了一份“革委会”的证明,以此保住了救命的粮票。

东西被封存,取用自己的财产,还须得到恩准。在扫厕所时,启功丢失了一件猴皮(即棉猴,作者注)大衣。先报告保卫科,再到红卫兵中队部报告,“请求将衣箱封条打开取出先母皮衣以备改做大衣”,掌权者派人启封,他才敢取出母亲的皮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