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官员自杀案例逐渐增多。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2003年8月底到2014年4月初，自杀官员多达112人，平均每年大约10人。自杀官员涉及26个省份，超过七成是处级及其以下官员，其中涉嫌贪腐的官员占自杀官员总数的二成以上。
建国后最有名的自杀贪官，应该是原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根据官方消息，王宝森贪污和挪用公款总共超过3亿元人民币，于1995年4月4日凌晨在北京郊区怀柔开枪自尽。最近的一个贪官自杀案例，是南京市六合区原区委书记娄学全。2014年6月18日，据中纪委网站消息，娄学全顶风违纪，接受化工园管委会的宴请并收受慰问金，被免去六合区委书记和南京化工园区党工委书记职务，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9月18日凌晨，娄学全在家中上吊，经抢救无效后死亡。
官员自杀，三成涉贪
我们根据公开报道统计了近三年的数据，发现：2012年自杀官员12人，其中4人贪腐或涉嫌贪腐；2013年自杀官员7人，其中2人贪腐或涉嫌贪腐；2014年自杀官员陡然增加到39人，其中10人贪腐或涉嫌贪腐。综合最近三年数据，贪腐或涉嫌贪腐的官员占自杀官员的大约三成。与前十年（2003-2012）相比，贪官自杀的数量和比例都在上升。考虑到官员自杀后，涉嫌贪腐的信息对官员家属或者所在单位都非常不利，从而最有可能被官方掩盖，因此我们估计的涉贪官员自杀比例应该是最保守的数字。
与贪官自杀数量明显上升的现象相反，贪官被判处死刑的数量却明显下降。按照《刑法》的字面规定，法律对贪官的惩处是相当严厉的。官员贪污或受贿5千元以上，即可判处1年有期徒刑；每多贪污1万元，就增加1年徒刑；贪污数额超过10万元，可判处无期徒刑，情节严重者可被判处死刑。
然而，一方面由于国际上“少杀慎杀”的人道主义原则开始在中国的司法系统被逐步接受，另一方面很多贪官有坦白、退赃以及立功表现，实际上只有极少数贪官被最终判处死刑。根据媒体报道，从2000年到2011年，这12年里被判处死刑的贪官只有15人，平均一年只有一个。而且，从2012年到2014年，这3年里只有一个贪官被判处死刑，就是原广州市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张新华。作为一个副处级官员，此人贪污、受贿金额近4亿元人民币，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典型，因此死罪难逃。
吊诡的问题正在于此：既然贪官几乎不会被判处死刑，那为什么贪官还要选择自杀？更吊诡的是，这几年被判死刑的官员数量明显下降，可为什么自杀的官员数量却明显上升？一句简单的“畏罪自杀”实在难以解释，为此本文将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一个解释。
贪官自杀的成本和收益考量
在经济学家看来，人们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理性的。理性人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水平。这里的效用（utility）通常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如金钱和住房）和非物质利益（如权力和美女），也可以包括自己家属或相关人的利益。从理论上讲，贪官选择自杀，一定是因为自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自杀的成本，因此自杀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的确，这是一个冷酷甚至残酷的结论，但这很可能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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