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创新始终是新经济的灵魂所在，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也在赶超之中模仿学习，如近年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关于中国创新能力的讨论也重新开始。中国创新能力究竟如何？从“山寨大国”到“创新大国”如何跨越？创新的指标如何界定？FT中文网近期对此有专题报道，欢迎关注。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出学者朱天《中国创新不足吗？》（以下简称朱文）一文，作者认为中国创新没有不足，“对于技术创新的研究者来说，真正有意思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创新还很不足，而是为什么中国的创新力在过去二十年的增长远远快过世界上所有国家，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用更为通俗的语言来描述就是，中国创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同为科学技术创新领域的笔者，非常有必要指出朱文中的不足。
第一，创新是否不足不仅是横向比较的结构，更需要考虑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是否适应。朱天教授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创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中国还有一句俗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个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国家。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任何国家都不会满足于自己的现状向下找平衡，而是要不断努力向上追赶。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快将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为什么不和发达国家比向上看，却要和发展中国家比向下看？显然没有道理。
实际上，中国创新不足不仅是和发达国家比较的结果，关键是中国创新尚难以支撑自身经济转型和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低成本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随着中国的国际比较优势的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实现从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转换是支撑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必由之路，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需要。实际情况是，中国很多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企业产品利润低。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缺失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产业升级的瓶颈。
第二，国家创新能力是创新规模与创新效率之间的辩证统一。只有创新规模没有创新效率或者只有创新效率没有创新规模都不能称之为创新强国，虽然创新规模与创新效率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例如规模本身会产生规模经济提高效率，高效率会吸引更多的资源投入，但是两者之间不具有必然的联系。
朱文中提到了国家创新能力和国家创新体系效率的概念，但是，作者使用的多是研发经费投入、科研人员数量、专利申请数和科技论文数等规模指标，仅提到每百万美元研发支出发明专利申请数这一个效率指标。我们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85年国家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创新能力获得长足的进步，与发达国家创新差距在缩小，但是，并不能因此简单地认为中国创新没有不足、创新体系效率已经很高。
文中提到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或GII）是从2007年开始发布的全球创新能力排行榜。2014年的指数包括制度、人力资本和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知识和技术产出、创造性产出等7个方面的指标。世界银行（WB）、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经济论坛（WEF）等都做过类似的创新能力排行榜。根据笔者的研究，类似排行榜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测量指标过于偏重人均指标、能力的规模内涵不显著，过于偏重投入和产出量、忽略了投入产出效率，过于偏重指标之间的叠加、忽略了指标之间的内在关联，过于偏重硬的定量数据、对于软实力的考虑不够等。从2014年GII的结果也可以管窥一斑，前五位为瑞士、英国、瑞典、芬兰和荷兰，美国排名第六，新加坡排名第七。综合指标排行榜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各个单项指标的丰富内涵，所以2014年中国位居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第29名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中国的研发经费支出和研发人员数量都已经全球第二，如何将海量创新资源投资转化成相应的创新能力才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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