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当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Qualcomm)因涉嫌违反中国《反垄断法》而面临10亿美元罚款的威胁时，该公司采取了一种新颖的对策：为自己辩护。这在中国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举动：面对北京的官僚体制，外国企业往往只是认罚。
“多数公司只想交了罚款，然后翻过这一页，”北京一名律师称，“从技术角度来讲，他们可以上诉，但是，你想想，为什么要让自己处境更糟糕呢？”
一年过去了，尚不清楚高通的策略是否奏效。随着裁决时间临近，这起闭门调查已经涉及国际外交和含蓄的威胁。由于官方媒体攻击高通聘请的明星专家，该案一度进入公众视野。不过，该案有可能重塑全球智能手机的专利体系，这是更加利害攸关的事。
高通正受到中国掌握实权的中央规划部门——国家发改委(NDRC)的调查。发改委有着令人胆战的名声。用另一位律师的话说，发改委的赢率“就算不是100%，也相当接近”。
这是一个高通输不起的案子。可能的罚金——最高为其上一年度在华营收的10%——将相当沉重，但真正的风险在于，北京方面可能强迫高通降低对3G和4G智能手机收取的专利费（目前为全行业最高），潜在导致高通在其他市场面临类似要求。
“这将对其业务模式造成毁灭性打击，”桑佛•伯恩斯坦公司(Sanford Bernstein)的半导体行业高级分析师斯泰西•拉斯甘(Stacy Rasgon)称。
高通案之前，已经有多家美国科技公司冒犯了中国当局，在华外企日益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
北京的官员也一直在劝阻，有时甚至禁止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购买苹果(Apple)和IBM之类的美国高科技公司的产品。去年7月，微软(Microsoft)的几处办公室遭到中国另一家反垄断监管机构——国家工商总局(SAIC)的突击搜查。过去两年，发改委启动多起针对海外公司的价格操纵调查，引起人们关注，所涉行业从婴儿配方奶粉生产商（包括达能(Danone)和恒天然(Fonterra)）到汽车业。
内部人士
2014年2月，时任发改委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公开暗指高通是“专利流氓”，称“有些公司拥有知识产权之后，实际上在滥用，用拥有的专利，实行歧视性的价格或者收取高额许可费用”。面对一场全面爆发的危机，高通采取了一种积极辩护的策略，包括聘请曾起草2008年中国《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家张昕竹，试图证明高通没有违反该法律。
在中国反垄断法领域，张昕竹据称是最顶尖的法律顾问，也是收费最贵的，他承认每小时收费800美元。他是中国社科院(CASS)的经济学家，曾在图卢兹大学(University of Toulouse)获得博士学位，师从让•梯若尔(Jean Tirole)，后者因监管方面的研究获得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张昕竹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回到中国后，起草或帮助起草了很多法规，所涉范围从反垄断到电力市场改革，如今这些法规正规范着中国市场导向型的经济。
他也曾是向政府提供反垄断建议的一个精英委员会的成员，这一职位与他为被指违反《反垄断法》的私营企业担任顾问的收入颇丰的副业略微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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