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年末，有关中国未来货币政策走向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话题。
笔者曾在年初《中国央行已做好降准的准备》文章中做过一个大胆预测：“无论是从金融发展主观目标实现的需要，还是客观金融环境变化的需要，以及实体经济在金融支持的获得急迫性方面，均要求央行将特定环境下的，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暂时锁定的资金，还给市场（商业银行），而且还要实现有序的策略安排”。但是一年过去了，央行并未如笔者预测的那样，启用准备金率的货币调控工具，而是通过频繁的公开市场操作节奏来保持市场资金面的平稳。
今年6月份中国银行间市场出现罕见的“钱荒”，此后市场的资金面始终处于不宽松状态，至今银行间市场资金面的紧张已传导到实体经济层面。目前评级为AA的非金融企业1年期短期融资券的利率维持在7.04%左右，评级为A的非金融企业1年期短期融资券的利率在10.02%附近，均明显高出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6%），而就在一季度末，这两类企业一年期的发债利率仅分别为4.1%和7.1%，在短短的7个月不到的时间内，企业的融资利率就上升了近300个基点。
虽然本届政府一再强调货币政策取向上采取“不收紧、不放松”的态度，并且强调要“盘活存量”，但一旦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出现异常持续上升，无论是何种原因促成这种变化，有一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即实体经济的信用风险正在提高，显然这样的局面是不能被决策层所接受和容忍的，理由很简单——“防范系统性风险”是当前中国宏观调控的底线。
鉴于此，笔者重提年初的预测：中国央行究竟是否需要动用准备金率？
首先，今年一季度之后，监管机构对影子银行、同业业务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中国的金融环境实际上已经由此前极度宽松状态快速收敛。数据显示，以12个月滚动累计数据的口径计算，截至11月末，社会融资12个月滚动累计增量已经由4月末18.84万亿回落至17.67万亿；新增贷款12个月滚动累计增量已经由4月末9.9万亿回落至9.5万亿。这意味着，整体融资环境趋紧在实体经济层面有所反映，也是情理之中。
其次，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作为主要数量型货币工具，主要原因是在“外汇占款”因素下（由2005年人民币汇改之前，全部金融机构的外汇占款余额仅有5万亿，到2007年初就已经升至10万亿以上），中国的货币供给由外生性变为内生性，对此央行必须动用一些可能的手段来回笼资金，不然中国早就变成了资金的海洋。
如今，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未来存款准备金率将更多承载“对冲工具”的使命，尤其在美联储“量化宽松”退出启动下的全球货币环境的变化，中国人民银行必须有所准备。
观察2010年以来中美货币政策的走向，实际上较之前有了显著的变化：2008年危机爆发以来，中美货币政策基本是同向的，而2010年之后两者大体上变成了相反方向，所以美联储有序退出宽松，就要求中国也应有相应的反向预案。
再次，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银行间货币市场曾先后两次出现短暂的“钱荒”——货币市场隔夜回购利率6月20日曾触及30%，时隔半年后，12月20日该利率又触及10%。与中国这两次市场波动相对应，恰巧是美联储对于“量化宽松”的退出做出重要表态：5月中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发表证词时表示，美联储已经开始考虑“量化宽松”的退出；12月19日美联储正式宣布启动“量化宽松”的退出。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