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发布了首篇教宗告诫文，将矛头对准现代资本主义，抨击后者助长“金钱崇拜”并导致全世界不平等程度日趋严重。
教皇方济各在其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中写道：“少数人的收入呈几何级数增加，贫富差距也是如此，绝大多数人无缘幸福的少数人享有的富足。这种失衡是捍卫市场绝对自主和金融投机的意识形态造成的。”
他的话语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这些人看到的是，发达经济体中“1%最富有人群”的收入似乎不可阻挡地增加，而中产阶级则收入增长停滞。然而，就世界整体而言，方济各在两方面都说错了。不但收入分配更为平等，而且资本主义也有积极意义。
导致美国和欧洲制造业和文员职位大幅减少的力量，已使得中国和印度数亿人摆脱贫困。这些力量大大加剧了西方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同时却让全球变得更平等。赢家是中国和印度的工厂工人，而输家则是西方的中产阶层。
数十年来，发达社会中一直累积着不平等的压力，但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以及精英阶层的财富膨胀强化了这种压力。20世纪中叶的经济民主正让位于与爱德华七世(Edwardian)或维多利亚(Victorian)时代更相像的财富分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百年纪念讲席教授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表示：“坦率地说，不平等与资本和劳动力有关。我们看到各种改变都对资本有利。这往往让全球薪资水平逐渐趋同，这意味着降低了富裕国家的薪资水平。”
代际不平等加剧了紧张局面。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人(baby boomers)的富足程度远高于他们的父母——他们拥有稳定增长的收入、强大的福利政府和收益固定的养老金。
那些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的福利较少，在职场打拼多年后收入增长停滞，而且必须借更多的钱才能购买昂贵的房屋。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最近一场演讲中指出：“随着好的制造业岗位实现了自动化或迁至海外，工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薪资水平也出现了下降……最富有的10%的人口不再拿走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而是拿走了一半。但在过去，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资水平大约是普通工人的20倍至30倍，如今则为273倍。”
然而，中国和印度这两个贫穷的人口大国的崛起，让全球不平等程度变得不那么严重——衡量标准为全球的个人收入差距，无论他们居住在哪里。从2002年到2008年，全球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或许这是工业革命以来的首次下降），同时印尼和巴西的发展也在减弱全球的不平等程度。
世界银行(World Bank)首席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表示：“中国就像是一个正与全球不平等现象搏斗的相扑选手。他站起来挑战其他所有对手，但他是个大家伙。现在，印度已经成为第二个相扑选手。”
从图表一可以看到这些变化。该表显示，世界两个群组从1988年到2008年表现不错，收入实际增长最高。
第一个群组是富人：10%最富裕人口以及其中1%收入最高的人口。另一个群组是中间阶层：新兴经济体中正在摆脱贫穷的工人们。
表现最差的两个群组是赤贫人口和西方的中产阶层，前者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垫底的5%的人口，后者指美国和西欧以及前东欧集团国家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收入增长没有赶上那些更幸运的群组，处于第三四分位（包括美国中产阶级在内）的人群收入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图表二明显表明，西方国家不平等程度有所加剧。该表显示的是从2007年到2010年基尼系数上升（即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国家。这一群组包括美国和英国，但也包括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一系列欧洲国家。
图表三显示出美国最富有阶层拿走的收入份额不断上升。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从20世纪20年代到1940年，10%收入最高人群拿走了大约45%的收入，但到20世纪1970年代前又降至三分之一左右。自那以后，得益于贸易自由化和去监管化，这些人口拿走的收入比例大幅升高。1%收入最高的人口拿走的份额是最高的。
正如赛斯指出的那样，美国收入最高人群大多并不是依靠财富和房地产收入生活的食利阶层。相反，他们是银行家和律师等高收入工薪族，以及“还没有像那些黄金时代的企业家那样积累起大量财富的”企业家。但他辩称，这种差别“或许不会持续太久”。
英国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编制的图表四和图表五也显示出这一点。这两个图表分析了不同年龄组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图表四表明，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成年人（后婴儿潮一代人）的收入开始低于同等年龄的前几代人。如今40岁的人的收入前景黯淡，因为他们的赚钱能力在十年前就达到了顶峰。
这些40岁的人群可能越来越依赖继承财产才能过上舒适的退休生活。但图表五显示，富裕人群有望继承的遗产最多，而较低收入人群预计得不到多少帮助。英国财政研究所的研究经济学家安德鲁•胡德(Andrew Hood)表示：“代际不平等最终可能导致同代人之间的不平等。”
这些趋势产生的紧张态势是显而易见的，从反对“1%收入最高人群”的“占领”抗议运动到中美贸易和汇率纠纷，以及要求全球公司多缴税的政治压力。奥巴马将不平等问题称为“我们当今时代的决定性挑战”。
若事实果真如此，这个问题有些复杂。导致西方国家收入和财富差距的因素很难得到逆转。这些因素也促成了中国、印度或巴西中产阶层的兴起。
教皇方济各写道：“教宗爱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富有还是贫穷，但教宗有责任以基督的名义提醒所有人，富人必须帮助、尊重和提携穷人。我劝诫你们慷慨地团结起来，让经济学和金融学重回对人类有利的道德轨道。”问题是：对哪些人有利？
译者/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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