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作者为余杰《火与冰》在台湾再版所做的序言。
夜色里，他穿黑色的风衣，皮鞋锃亮。那是余杰离开中国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依旧是在北京东郊的小区，依旧是涮羊肉，但气氛却不大相同，有一种怆然之感。
回到几乎已经清空的房间时，这种怆然感愈浓重了。在这个房间里，他写下大量对北京政权的批判文章，也曾与太太长期被羁压，体验到无尽的绝望。
他终于决定离去，也不知这是一种解脱，还是意味着一种未知的挫败——生活在美国的新英格兰，你还知道怎样批判中国吗？流亡会让你开始一段新旅程，还是让你陷入失重？
我与余杰的友谊源于孔庆东，后者是我的高中老师。因为“六四”期间的作为，孔庆东被迫离开北大，以中学教员的身份谋生。1992年，他开始教我语文课。他是我们这所中学里的异端，赢得同学们的一致赞赏。再没有一个老师像他这样，和我们在操场上开玩笑，在每周作文本上玩文字游戏，给我们讲崔健的歌《一块红布》的意义，还如此动情地念起朱自清的散文——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与传统的关联，他说朱自清是他的北大老师的老师，突然间，这个抽象的名字与我的生活产生了关联，也是从那一刻，我立志读北大。他也以一贯的戏谑口吻说：“北大扫大街的都比清华教授强。”
1995年，我真的上了北大，孔庆东也回到这里，成了中文系的博士。在大学第一年，一周里总有两天，我去他的宿舍里聊天，晃晃悠悠地去学五食堂吃饭。他成了我倍感烦恼的工科生活的一个弥补，他给我讲了很多八十年代的学生生活，这些片段日后都变成了他著名的文章《47楼207》。
也是在他的宿舍里，我第一次读到余杰的油印的作品集，并立刻被这个中文系的四年级学生的才华与锐利惊呆了，这不正是我一直寻找的北大精神吗？在小南门旁的一间阴暗的、有蟑螂的宿舍里，我见到了余杰，我抑制不住地紧张，除了表示钦佩，不知该和他说些什么，而他则口吃，也没兴趣对一个低年级男生讲太多。
我们还是成了朋友。我也因此加入了一个小团体，它是围绕余杰而展开的。周末，我们常在昝爱宗家聚会，他在北京一份报纸做记者，因为欣赏余杰的才华，把一半月薪给了印刷厂，以资助那些油印的文集。除去他和孔庆东，还有一位《北京青年报》的直率的女记者，一位哲学系的天才学生，会翻译德国神秘主义诗歌，国际关系学院的才女覃里雯，还有余杰的师妹，一个漂亮的杭州姑娘。
现在想起，那真是个温暖的小家庭，我们都溺爱余杰表现出的才华，除去谈论自己，也总炒他拿手的回锅肉。我的初恋也是在这个小圈子里发生的，杭州姑娘成了我的女朋友。不久后，一个叫贺雄飞的书商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愿意正式出版余杰那些油印的文字，它变成了几乎影响了一代人的《火与冰》。
那是1998年，距离天安门事件将近十年，这也是一个“去政治化”与“去思想化”的十年，即使在北大，我期望的大学精神——它的批判意识、思想先锋的角色，都像是陈年旧事，与现实生活没什么关系。但余杰似乎独自一人打破了这一切，他让人看到了业已消亡的批判精神，当青春与独立、批判相逢时，它散发出无尽的光彩。很多人视他为“五四”与“六四”精神的继承人，他也有着强烈的历史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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