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石碑有四米长、两米高，厚度也有一米多，"宋王台"三个字规矩却缺乏力度。那是清代嘉庆年间的手迹，专为纪念两位宋朝的末代君主在此的短暂停留。十岁的赵昰与三岁的赵昺，因元朝军队追捕流落到这蛮荒的海滩。
在九龙怀古，多少显得不合时宜。暂时的行宫早已踪影全无，连石碑也非本来面目，手迹本刻在海边一座小山上的大石上，日本人统治时，巨石被炸开，用来铺设启德机场的跑道。英国人再度回来后，小山都被彻底清平了，刻上字的部分削成方碑，树立在公园中，算是凭吊。
我坐在公园长椅上，想象两个小皇帝的感受。他们年纪幼小，承担着不可理解的使命，只要他们的血脉在，边陲也能变成权力与文化的中心。但此地终不可久留，他们在半年后再度逃亡。最终，哥哥在途中病逝，弟弟由陆秀夫背负，在新会崖山跳海。这是中国历史最悲壮与动人的时刻之一，倘若按日本人的说法，那个让他们景仰的中国就此消失了。宋代的精致与风雅被蒙古人的铁蹄践踏了，中国文化迅速地野蛮化。
他们必定难以想象，这亡命天涯式的短暂停留，会在一千年后激起意外的回响。
因为一位名叫陈云的本地作家，我才来到这个少人光故之地。多年来，香港位居亚洲最佳观光城市之列，人们着迷于它的维港夜景、购物天堂，所谓历史遗迹，最多上溯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风格的建筑……
但在陈云的笔下，香港的前世要复杂得多。九龙的宋王台、新界的邓家祠堂，都令这城市续接上了漫长的中国传统，它们与英国殖民地的制度与风俗混杂，构造出一个独特的香港传统。由于这传统，香港人面对疆域辽阔、历史悠久的中国时，不仅无需自卑，而且应有一种自信。
这些论点来自于2011年末出版的《香港城邦论》。它一出版即进入畅销书榜，还激起了一阵舆论风暴。一些人欢呼他为香港指明了方向，为本土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些人则相信这是狭隘的地方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用"族群政治"这一简单方案来回应香港社会复杂的挑战。
这截然相反的看法，随着一连串事件而更为鲜明。在2012年初，先是内地游客与香港人在地铁里的争吵，然后是北大教授孔庆东"香港人是狗"的谩骂，接着是在广东道上的D&G店的拍照争议，"蝗虫论"四起，郁积了几年的"中港矛盾"以一种极为粗鄙的方式爆发出来。这本《城邦论》变成了纲领式的著述，陈云扮演起"教主"的角色，在网络上，他的语言放肆，把中国大陆人视作一种要抵御的"异族"，公然散布一种仇恨文化。
我还记得2012年初读《香港城邦论》的感受，它未激起我的反感，反而有一种意外之喜。陈云广博又杂乱的知识让我吃了一惊，从希腊的城邦理论、英帝国的殖民方式、中国的传统民俗，都能洋洋洒洒上地谈上一段，还能把它们串联到一起。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诅咒，也深得我心，他把共产党中国比作元蒙古与满清，它是一种异族入侵，标志着正统中国的灭亡;在他刻薄地批评中国人的野蛮与粗鄙时，我也没有太多不安，很多时刻，我们的确如此。在一些段落，他还充满了政治不正确的洞见，他讥讽民主派把香港的未来寄往于中国的民主化上，却不知道民主化的中国更可能陷于一种狭隘的民族狂热，威胁到香港的生存……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