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录音设备以后，我感到有点紧张。我正站在密尔沃基市中心的一家酒店里，参加一场销售会议。我能看见街上的汽车，政府调查人员正在车里监听。如果出现不测，他们会在下面接应我，这点让我很放心。
最初告发安进公司(Amgen)时，我已为这家制药公司工作了15年之久。我告诉调查人员，如果他们想确认该公司是否给了一些医生好处，那么他们应该用录音设备录下我们的销售会议。我以为，他们会在会议室里安装窃听器。但他们说，如果有人戴上录音设备，他们就不需要去跟法官申请安装窃听器了。他们希望我做他们的卧底，不加质疑地做他们要求我做的任何事情，直到被解雇那一天。
举报安进后，我一直担心人们会发现告密的人就是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戴了18个月的秘密录音设备后，我更适应了，也有了些胆量，我会提一些问题，以证明我说的是真实的。能够证明自己的话属实，这让我感觉不错。
我做了25年的医药销售代表。最初是在默克(Merck)工作，那是一家非常优秀、非常有道德的公司。我加入安进时，这家公司也和默克一样。他们让我签了一份文件，上面说，如果超药品说明书适应症推销药品，我们将被解雇。但我们的销售业绩没有达到公司的预期，形势发生了逆转，从“如果超药品说明书适应症推销药品，你将会被解雇”变成了“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将被解雇”。我记得在圣地亚哥的一次会议上，他们让我们记住他们显示在屏幕上的一张药方，然后还让我们接受了测试（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书面痕迹）。一名医药销售代表指出，他们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是非法的。他被告知：“你们很聪明，利用（这条信息），但不要留下把柄。”
我们向医生发放各种研究补助，以收买他们。
我们支持他们做研究，这样他们就会欠我们的情。一些医生凭借发表演讲、介绍我们的药品，赚取了数十万美元的演讲费。我们都知道，这些医生已经放弃了原则。
我们遵守了那些有关招待医生参加娱乐活动的支出的限制性规定。与我们以药品折扣形式给医生的好处相比，那笔钱简直不值一提。我联络的一些医生，每一针化疗药他们要求保险公司支付的价格是7000美元至8000美元，而他们从我们这里购买的价格仅为1500美元。
大家日益强烈地意识到，有些事情是不对的。但大家都在赚大钱。我的一个女友每年能赚30万美元至40万美元。他们找到了对每一个人投其所好的方法，从而让每个人都愿意放弃原则、为药品的销售提供必要的方便。最后，我决定了：如果我要倒下的话，我也要轰轰烈烈地倒下。或许，我应该更早一点这么做。每天，我工作的时候，都会这样想：我们就是那骑在白马上的骑士，保护我们的市场不落入竞争对手手中，无论如何，我们的竞争对手都会这么做，所以我们也要这么做。我为自己的行为找了很多这样的借口。
我丈夫说，如果我不把这件事报告给政府的话，他就去。最后，我说，我会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宁愿被解雇也要尽我的责任，让这件事情结束。就我所知，美国的制度是，只有第一个举报者能获得奖金。我去举报的时候才发现，以前竟然从没有人举报过这件事，那一瞬我简直惊呆了。
如果不是因为可能获得至多1500万美元的奖金，我不知道，我当时是否会坚持下去。我希望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我可不想为此搭上性命。一开始他们甚至都没有对录音做记录。经过一遍遍的解释，他们才最终决定继续调查。
2012年12月，安进与美国政府达成7.62亿美元的和解方案。我到现在还没有拿到任何奖金。我愿意等一切尘埃落定。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制药公司赚着高得不像话的利润。有很多医生品德高尚，努力帮助他们的病人，我尊重他们。但还有一些医生一心只想赚钱。我知道该找哪些医生。
译者/梁艳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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