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宣布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这份颇有争议的协议带来了双重意外。在几乎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尤其是经历过去多次挫折之后，这一姗姗来迟但却万众期待的成就终将被实现。而在几小时之内，这场国际关系上的地震就带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余震。诸多长期饱受磨难的英勇的古巴人权活动家冒着被进一步迫害的风险，抗议美国这份邦交“正常化”决定，因为它没有以卡斯特罗独裁政权承诺释放所有政治异见人士、赋予人民民主自由为前提。
为渲染华府在获取古巴政府改善人权承诺方面的失败，一些人权活动家选择继续激怒古巴当局。在获得上述承诺之前，他们希望阻止美国政府按计划消除目前存在于美古贸易、投资、旅游、文化、教育和体育交流之间的障碍。
他们害怕的是，虽然为时或晚，但卡斯特罗政权已经像很早前的越南一样，从中国身上学到了一点，那就是一个圆滑的共产主义政府可以通过与世界领先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业及其他形式的合作，来加强对权力的掌控，它可以坐拥一切，而无需赋予人民任何可能威胁到其统治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
美古关系的进展，让美国一些资深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回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华府的关于对中政策的激烈争论。
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出人意料地出访中国，打破了中美关系二十年来的僵局。但出于对国内政治斗争的警惕，尼克松并没有急于立即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他精明地将中美建交中最棘手的问题，包括中国骇人听闻的人权问题，留到连任后解决。然而，水门事件丑闻不仅打乱了尼克松的连任计划，而且使他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忙于其他事务而无法专注于中国问题。而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最后几年的中国自身正经历着更大动荡，无暇顾及其他。
因此，中美邦交正常化的挑战就落到了吉米•卡特的肩上。在成功战胜福特的总统竞选中，卡特强调，他将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赋予人权问题更重的砝码。然而，他当时面临的最紧迫的中国问题却是台湾的未来。这个岛屿的法律地位将会是什么？美国将如何处理其与当时仍然控制台湾的蒋介石独裁政权“中华民国”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是否能够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与这些问题相比，大陆的人权问题就显得更加次要了。
尽管如此，一些反对中美邦交正常化的美国人和共产主义阵营之外的中国人仍然主张，在达成共识前，美国要考虑的不仅是台湾人民的福祉，还应当包括大陆人民的自由。正如今天古巴的人权运动家和他们的美国支持者所主张的那样，当时的这些反对者也认为，美国应当坚持要求文革后的邓小平政府明确承诺采用国际人权标准。还有人进一步提出，卡特政府不应满足于承诺，而应等到中共政权用实际行动证明确已放弃了残酷的独裁和专制统治后，再与中国建交。虽然美国与蒋介石独裁政权长期结盟，这些反对人士主张，美国应等到中国确实改善人权后，才对中共政府给予外交承认，作为对其人权进步的奖励，而非仅仅期待建交可以提高中国改善人权的可能性。
这种观点并非在1978年才首次提出。1933年，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同意美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前，就已有人提出类似的论点。此外，在中美邦交正常化十六年后，华府与河内政府最终决定摒弃越南战争前嫌时，又有人提出了这种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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