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一天，我在一位友人家的厨房附近消磨时间，渐渐到了晚餐时分。他提出：“我给你做饭吧。”我说：“我可不想麻烦你。”他答道：“一点儿都不麻烦。” 说罢，他优雅地靠向椅背，从头顶上方的架子上拿了一罐焗豆，打开后倒进长柄锅，然后打开了煤气。这就是我们的晚餐。
想要了解近几十年来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日常生活有多大改善，食物是一个绝佳的研究案例。诚然，我们都变得更肥胖了。诚然，我们吃了太多的加工食品。诚然，自2007年以来，随着食品价格上升而收入减少，穷人几乎买不起足够的食品了。但是，对大多数西方人而言，如今更加可口的食品所能带来的日常快乐，是我在童年时代难以想象的。
那时候，在欧洲和北美，大多数人每天都吃着寡淡无味的食物。下馆子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异域食物很少见——超市里当然没有寿司卖。我的一位友人在一个荷兰小镇长大，他回忆到，在上世纪70年代，他的邻居们曾经认为他家装腔作势，因为别人家每天晚餐都吃肉和土豆，而他家的晚餐则是肉和米饭。
过去也有一些家庭里的母亲和祖母（或外婆）会做美味的家常菜，如今家常菜这种东西颇能迎合怀旧情绪。但对那时的大多数北欧孩子而言，吃饭就是受罪。在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 1979年的专辑《迷墙》(The Wall)中，那位歇斯底里的英国校长的唱词反映出这一点，他唱到：“如果你不把肉吃完，你就不能吃布丁！ 如果你不把肉吃完，你怎么能吃布丁？”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人们对大多数商品的态度都是功利主义的：没有人需要感官的愉悦。在英国肯特郡的吉林汉姆(Gillingham)，一位女子告诉我，小时候，她家周边的环境丑陋不堪，让她童年的快乐也有所折减。单调乏味的食物也有同等功效。
在共产主义欧洲，食物可能更加单调。柏林墙(Berlin Wall)倒塌后的那个夏天，我寄住在东德一个小村庄的一户人家。每天的晚餐都是猪肉、土豆和啤酒。我吃了不到一周就腻了，更别提吃一辈子了。
难怪东德人渴望异域食物。1966年，在德国图林根(Thuringian)，从未去过日本的餐馆老板罗尔夫•安舒茨(Rolf Anschutz)推出了日本菜。（你也许会认为东德在异域菜肴上落后于他国，但事实上，伦敦在1966年还没有一家日料店或泰餐馆。）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已有几十万东德人品尝过安舒茨餐馆里的日本菜肴。
柏林墙倒塌加速了全球化，而全球化往往会改善烹饪的品质。
我们的食物一直在变得越来越“异域”。
比如说，英国的印度餐馆数量已从1970年的1200家，增加到了如今的约9000家。（印度食物恰好也是全球化的缩影：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写到，辣椒是从葡萄牙传入印度的，唐杜里(tandoori)是从西亚传入印度的，而奇怪的是，咖喱粉是从英国传入印度的。）渐渐地，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不再将食物仅仅视为身体的热量来源。1999年4月14日，杰米•奥利弗(Jamie Oliver)的烹饪节目首次登上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新的“美食家”一代诞生了。
“美食家”这个词让人联想到，蓄着胡须的布鲁克林人在流动食品车前排队。食物“文艺复兴”确实跟阶级有些联系，因此也带来了一些炫耀身份的行为，比如说，从英国到中国，如今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就是“奶酪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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