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4日，中国学界28名学者签名发表了《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因为是在牛津大学的会议上拟定，因此被称为“牛津共识”。
这份800多字的共识声明看上去有点大而化之，在爆炸性新闻层出不穷的中国当下也谈不上有多少影响力。但熟悉中国思想界内情的人知道，这已经是中国思想界近二十年来的破冰行为。
近二十年来，中国思想界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对立甚至已经到了水火难容、攻击谩骂的地步。用自由派学者秦晖的话解释是：“真正思想上的分歧我认为根本不会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只要闹到你死我活，多半是两个原因，一个涉及权力，一个就是涉及到利益。”如果说这样的大背景还不足以让这份“牛津共识”显得弥足珍贵的话，那么此次牛津会议的召集人、基督徒青年学者王文锋自掏腰包20万元贴补这次共识会议却是真切地让这份共识声明带了些慈悲情怀。
“牛津共识”后再次反思这份“共识声明”，各派学者对派别之间的分歧与共识又有怎样的认识与评价呢？FT中文网就此采访了“牛津共识”文本的四位发起人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以及学者许纪霖等。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基督教代表人物之一）
各个派别对中国问题的“病根”的诊断是不一样的。
新左派认为病根是资本主义，甚至有些人很不客气地说是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导致了中国的矛盾。自由主义正相反，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病的原因是旧的体制和“文革”为代表的集权体制在继续起作用，权力干预市场公正，从而造成社会负面现象。新儒家认为，是因为传统文化被破坏得过于严重；研究基督教的在这方面与新儒家比较接近，认为传统道德被破坏，宗教信仰被扫荡至少是社会道德滑坡的部分原因，也有很多基督教学者赞同自由派对政治经济的问题的看法。新左派开的药方是：恢复国家管制经济，主张平均，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自由主义则主张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来解决问题，消除由于政治权力干预带来的不平等，主张自由平等的竞争。新儒家和基督教的学者则认为应该重视文化的问题，主张信仰自由。我个人觉得自由主义的说法比较有道理。
我从一开始就全力支持“牛津共识”会议，这对学术界很重要。2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分化得越来越明显，问题越来越尖锐，对社会问题的形成原因和解决方法都有不同的意见。因为看法不同，相互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再加上少数人写文章意气用事，不同派别的人陷入争论与纠纷之中。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与纠纷不仅会让外界感到困扰，而且也会让执政者失去倾听的兴趣与耐心。中国目前的矛盾很尖锐，但从根本的道理来说，并不是非常艰深，并且各个派系都对中国有个一致的判断与共同的希望。中国的领导人应该看到这一点，中国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在一些问题上的基本判断是完全一致的，都有共同的主张。
陈明，《原道》主编（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在多元的现代社会，由于价值立场和学术背景不同，思想和思想界存在分歧是自然、正常甚至必要的。90年代以来左派、右派、儒家以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出现是社会空间得到拓展的产物。但是，思想的差异应该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政治的差异有所不同，不应该变质为话语权之争，也不应流于意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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