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上海人最喜欢的冬季活动是查看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然后对着爆表的数据幸灾乐祸。这种做法今年已经不再那么有趣了。在过去的一周里，上海创下了开始监测以来最严重的污染纪录。上周五下午，上海PM2.5细颗粒物浓度超过了每立方米600微克，而当时北京的PM2.5读数仅为该水平的二分之一。（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的安全标准是PM2.5日平均浓度不超过每立方米25微克。）
上海市政府拿出了应对当前“末日空气”的完美方案：“调整”本市的污染标准，以减少触发有害预警的次数。这简直令人如释重负，不断被人提醒我的肺部正遭到致命攻击真是令人恼火。现在我的双肺只能靠它们自己了——它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不会给它们带来伤害。
随后中国某些官方媒体富有建设性地指出，雾霾对我其实有好处。在一篇题为《雾霾带来的五大意外收获》的网络评论文章中，中国官方媒体指出，雾霾让中国人更幽默、长知识、更团结。文中写道：“全国各地人民悲催地发现，大家在雾霾面前是半斤八两，轮流患难，谁也拿不出多少优越感。”《环球时报》(Global Times)认为，雾霾其实是中国空中防卫战略的一部分，用于防御敌方的导弹。这足以让一个女孩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新西兰。
很容易把这种矛盾思维简单看作是某种中共特色。但陷入这种思维方式的并非只有中共——每个人都是如此。比如那些每天下午七点一刻在靠近红宝石路与银珠路交叉口附近的黄金城道上聚集的大妈们，她们参加的广场舞是中国最流行的老年运动。（想象“江南风”(Gangnam Style)的舞步，去掉那些令人头晕的动作。）
这些大妈是近几年来风靡中国中产阶层的健身热潮中的老年先锋队，这股健身热潮使得参加慢跑的人数、健身房会员人数等各种指标都和居民银行存款金额一起快速增长。到城市任何一个公共广场走一走——从低层住宅小区附近的小型花园到超大型购物中心旁边的大型广场——你都能看到正在跳舞的大妈们。
不过这种在其他情况下应当鼓励的健康意识觉醒存在一个问题：再没有比当前更糟的时机了。户外锻炼确实不错，但只有当吸进一口空气没有那么痛苦时，户外锻炼才最有益于身体健康。
而思维矛盾就是这么来的。12月1日，一个明朗暖和的周日上午，上海举行了年度马拉松比赛。约有3.5万人参加，较十年前的参与人数增加了两倍。几乎没有人在意当天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但污染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当天晚些时候大妈们准备开跳晚间广场舞时，上海市政府向市民发出警告称，大家最好就在家里沙发上待着。
今年25岁的孙荣威（Sun Rongwei，音译）参加了此次马拉松赛，他对自己的做法是这么解释的：“健康并不是我选择跑步的主要原因，我这么做是为了排遣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他补充称：“心理上的兴奋感也是原因之一。”他没听说有谁因为担心在雾霾中吸入过量污染物而考虑退出马拉松比赛。“跑马拉松教给你的是如何持之以恒，而不是如何放弃！”
毫不意外的是，黄金城道的大妈们对待污染问题的态度比孙荣威更加谨慎，但他们也沉浸在自己的思维矛盾里。领头的一位大妈拿出了她的iPhone，展示一款有关中国空气污染的应用——对于中国内地的任何智能手机用户来说，这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装备——她手指向的PM2.5读数显示：12月4日晚上八点的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136微克。“如果读数超过140，我们就不跳舞了，”她说道——但随后又腼腆地承认，之前曾将分割线划定在每立方米110微克，随后调到每立方米120微克，又再调到每立方米130微克……直至现在的每立方米140微克，较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高出了四倍以上。
直到上周五，当官方正式宣布上海的空气质量爆表后，孙荣威停止了慢跑，大妈们也停止了跳舞。每个人都在谈论雾霾。
就目前而言，上海的沙发牛仔们重新回到了畜栏里，但谁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我曾经在空气质量指数超过每立方米100微克时就不去健身房，但后来将标准提高至每立方米200微克。而上周我发现自己开始思考，只要读数不超过每立方米400微克，就已经足以和去一趟氧吧媲美了。
下周会怎样呢：或许届时我自己也已陷入矛盾思维，并将空气污染应用从手机上彻底删除。
译者/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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