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本文为FT中文网专栏作家陆一撰写的“还原327”系列文章第四篇。
1995年中国农历春节休假结束后首个上班日，尉文渊（时任上交所总经理）到交易所只待了半天，下午就出发赴美国和澳大利亚访问。在他离开之前，似乎一切还和往常一样。据他多年后的回忆：“那个时候上海证券交易所已上正轨，日常工作由两个副总经理分担，我更多的将精力放在外面的事务上。我作为交易所的掌舵人，如果我不在，所内很多事情就一直停滞；同时，过多的外出事务使我没有足够时间观察市场的变化，以及保值贴补利率、通胀、宏观形势的变化，而且我们也与北京所发生的事脱节。”
在万国证券，春节后上班首日，管金生（时任万国证券总裁）也没有出现在公司内，而是在香港出差，只有他的秘书知道他的行踪。管金生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我在前面走呀走，回过头来看看，怎么后边没有一个人跟上来？”强人寻常的脚步，下属尚且常常跟不上；那强人不寻常的举动，下属就只能静静等待。
1995年春节后，由于要研究该年新债的发行，中国财政部国债司上班第一天召开会议。除了研究新债发行问题外，同时他们还研究了1995年到期的各类国债还本付息方案。国债司认为，对于1995年6月底到期的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债贴息与否的问题，国债司要有一个初步意见，和1995年到期的各类国债还本付息方案一起报部里决定。时任财政部国债司司长的高坚，多年后就此事接受笔者访谈时说：“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挺大，必须尽快决策。”
于是，国债司准备了一份包含对1992年国债贴息建议的“1995年到期各类国债兑付方案”的材料，在2月15日向分管副部长汇报。汇报中，除了新债发行计划之外，在汇报当年到期国债还本付息方案时，针对1992年国债贴息，国债司认为“补了，对1995年的国债发行有利”。
高坚表示，这个意见还只是个初步意见，并不等于最后的决策。因为按照1992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每年国库券的发行数额、利率、偿还期限等，须经国务院确定后由财政部予以公告。所以这件事的决策过程是要先跟部里汇报，然后由部里向国务院汇报。同时因为这个事情重大，财政部还应该跟人民银行、证监会等相关部门商量，并且最后一并向国务院汇报。
但就在1995年春节前后，一场围绕着327国债期货合约的风暴，却正由万国证券交易总部，悄悄地在平静如镜的市场水面之下酝酿。
327是“92（3）国债06月交收”国债期货合约的交易代码，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
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武汉等全国各主要国债期货市场都开设了针对同一标的1992年3年期国债的合约品种。在上海，1994年9月30日该品种的持仓量只有5万口。之后，陆续有投资人介入，逐步成为市场的主力品种。
1995年春节结束后，国债期货市场恢复开市，该品种的交易总体呈量增价平之势，2月6日的持仓量为154.77 万口，价格在148.10 元。这一价位是市场对已经揭示的各种价格构成要素的综合反映。因为1992年3年期国库券到1995年6月底兑付时，发行章程规定的本息之和为128.50 元，外加保值贴补20元左右（当时市场普遍预期6 月份的保贴率约为10%，贴2年时间），唯一存在争议和不确定的就是是否会有贴息、贴息率将会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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