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2015年1月17日是赵紫阳逝世10周年纪念日。赵紫阳在80年代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但如今已为多数人淡忘。1995年12月24日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赵紫阳居所中，他同中国经济时报原编委施滨海曾有过一段的谈话，涉及了自己与胡耀邦的工作关系，当时距离中国的“六四事件”发生已六年多。本文为施滨海先生对当时谈话前后背景的回忆，FT中文网刊发，以飨读者。
关于胡耀邦与赵紫阳的关系如何，特别是在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的前前后后，赵紫阳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一直都有不同的看法。在我能私下谈得上话的老人中，诸如项南、朱厚泽、李洪林（原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编者注）等人都或多或少地认为，赵紫阳不仅没有积极支持胡、挽留胡，反而说了一些不利于胡耀邦继续当总书记的话，这些话也仅限于私下议论，未见诸公开文字。可是，到了1995年8月，即吴江《十年的路》（第一版）一书由香港镜报出版后，胡与赵的关系，特别是赵紫阳在胡耀邦下台问题上甚至起了“关键性作用”，成了热议的话题。
由吴江《十年的路》引发的胡赵关系争议
吴江在书中写到：胡耀邦的突然辞职下台，可以说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赵紫阳既上书责怪胡耀邦过多干预国务院事务于前（这就是“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罪名的由来），又指责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于后。把两个严重的罪名加到胡耀邦头上。然而，赵紫阳未深思“唇亡齿寒，胡倒赵孤”的道理，在当时那种情形下忘掉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寓言和确有的历史教训。因此，事实是：赵紫阳要求“解决胡耀邦的问题”，恰恰为别人“接着解决赵紫阳的问题”创造了条件。（吴江《十年的路》1998年第四版，第210页）
不仅如此，吴江还在书中提到：“1984年5月26日，赵紫阳又亲自给邓小平写信，提出请求解决党的领导制度问题，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及早解决这个重大问题。”此信致邓并抄送陈云，但这样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却并未同时抄送胡耀邦。所以此信虽然未点名，其针对性是清楚的。这当然是一件严重的、非同寻常的事。这封信后来在批评胡的“生活会”上由薄一波在批评发言中宣布了。赵紫阳这样做是否明智，事实很快有了答案。（同上，第198、199页）
由于吴江是胡耀邦在位时所倚重的旧臣，他的话，别人当然不会不当回事。一段时间，有关“赵倒胡”的说法在大陆坊间沸沸扬扬。香港媒体更是议论纷纷。其中有一种看法直指大陆有人故意“抬胡打赵”，分化以胡赵为代表的改革势力。不久以后，赵紫阳在约我谈话时也持类似观点。
吴江的书是否为 那些“抬胡打赵”进而分化胡赵改革势力的意图起了什么作用，至今也没有定论。
1995年“十•一”假日期间，我同前妻张满红一起去东单煤渣胡同当时人民日报的宿舍拜访胡绩伟（原《人民日报》社长，编者注）。胡老知道我同香港镜报有关系，问，徐四民（《镜报》创办人）对内地形势出于什么判断，在这个时候出版了吴江的书？并表示赵紫阳那里很有意见，吴江讲胡、赵的关系有什么用意？更何况胡耀邦如何被迫提出辞呈，与吴江书中谈的原因也有较大出入。最后，他建议我去找宗凤鸣（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编者注），说宗老与赵是同乡，赵下来以后，宗与赵的接触大概也最多，而赵对吴江一书的意见大都是宗老向他转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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