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今年1月17日为赵紫阳逝世10周年纪念日。赵紫阳在80年代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但如今已为多数人淡忘。1995年12月24日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赵紫阳居所中，他同中国经济时报原编委施滨海有过一次谈话，当时距离中国的“六四事件”发生已六年多，当时在场的宗凤鸣先生整理了谈话记录，施滨海授权FT中文网刊发，以飨读者。
我又按约定的时间，与中国市场经济报编辑部主任施滨海一起走进了赵紫阳的书房，赵作了两个小时的谈话。施滨海整理要点如下：
施：人们常在怀念“胡赵体制”，你能不能就与胡耀邦相处时的关系谈一下？
赵：我与耀邦相处那些年，不好也不坏，但基本上是好的；经济工作上有过分歧，政治改革上则互相配合。
由于耀邦对经济问题不太熟悉，而他的性格又往往急于表达个人意见，以致引起地方和一些经济部门有意见。如，对地方省市直接下达经济指标等。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我主张要留有余地，走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又比较好、人民能得到更多实惠的路子；耀邦则有时提出过高的经济指标。这是一点。
又如，1983年1月20日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他提出了“以承包为中心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互相结合的、职工福利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经营责任制。”这个讲话《人民日报》于第二天以头版头条发表后，发生了一个“包”字进城的问题，所谓“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当时，主要是北京和天津，简单地把农村包产到户的办法拿到城市工商业部门。那时，我正在非洲十一国进行访问。回国后，感到“承包”在农村的改革虽然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但城市里的改革要复杂得多，所以主张从“利改税”着手，并于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题为“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半个月后的3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实行利改税是一项重大改革”。
这样一来，邓小平觉察出胡与赵在经济发展与建设问题上有不同的声音。于是在1983年3月初，邓就把耀邦与我请到他的家里进行谈话，从而把问题说明了；邓还定了一条，就是经济工作上的问题，主要还是由赵来负责。不久邓又决定成立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明确了今后经济工作的重大方针要经财经领导小组讨论决定。这样一来，耀邦就不便再插手经济工作了，从而我俩的矛盾也就解决了。
1983年3月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本来，这次会议是根据邓的意见，讨论经济指标高了还是低了的问题，但在这次会议结束前，陈云突然向胡耀邦发难，而且事先有准备，讲话有稿子。当时，陈云的批评很尖锐，提了大概十条意见，而耀邦却没有思想准备，只是作检讨，没有反驳。同时，大家都很被动，邓也很被动。问题是陈云这个批评耀邦的讲话是否传达？如果传达，耀邦就很难工作下去；如果不传达，又涉及到对陈云是否尊重的问题。胡乔木这时在旁煽风说：中央领导上声音的不一致，在下层已造成思想紊乱，要找各省同志来打个招呼；最后，邓小平提出：由中央书记处研究一下，提出个意见。我提出要由耀邦参加，拿出个意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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