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启功“文革日记”(上)

《启功书毛泽东诗词》面世后,有人不解:字是好字,可为什么要写灾难制造者毛泽东的诗词呢?对从新中国前三十年过来的人而言,这不是个问题,但在后辈儿孙眼里,却是一个大问题。他们怀疑启功的人格,进而质疑其国学大师的含金量。其实,只要明了启功在毛泽东时代的处境,一切便就迎刃而解了。

“启功日记”正好担当这样的使命。

《启功全集》设有书信日记卷,收录了启功在文革中的所有日记。启功写日记,在某一时间段会连续写,又会有长时间的空白,故并无完整的日记可言。现存日记,始于1966年1月12日,终于1974年6月14日。可分为几个区间:1966年1月——1967年11月;1968年仅有12天,分为1月1日——3日、11月1日——25日、12月2日三截;1969年、1970年无;1971年8月——10月;1973年10月——1974年6月。

启功的日记属于备忘一类,简略,无细节,极少有思想和情绪流露。在一个腥风血雨、动辄得咎的非常年代里,作者其实是以“思想汇报”的方式写日记,自从有了官方编造的《雷锋日记》,便确立了一种向党交心的政治文体格式——假定有一个威严苛刻的审查者在,事实上也确有一个“老大哥”在。启功行文极为克制,力求政治正确,他也表忠心,有诸如“如无此文化大革命,将成什么样,许多罪恶的地主官僚资本家隐藏财宝作为他们再次骑在人民头上的资本,不这样搞一下行不行,心情舒畅”“足见七亿人民在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无比团结和无穷的力量”之类的句子,但极少,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抒发的感情再多也无益,决不可能成为革命一员。

启功给予读者的是一个透明的内心世界,简单、顺从、诚恳、竭力跟随革命潮流,正在切实改造自己的思想。日记主人公的言行,皆符合其“准牛鬼蛇神”的政治身份,没有怀疑,也不敢怀疑,唯有因敬畏而产生的近乎笨拙的忠诚,以及诚惶诚恐的姿态。

作者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真实态度,保存在信件里。他在给友人黄苗子的信中,附有吟咏1976年中共宫廷政变之诗,云:“叛徒粉碎不成帮,意外听来喜欲狂。”几日后又有短句八首,其中有云:“四个教唆犯,要使天下乱。忽然被隔离,四个大笨蛋。”

在日记描述的那个年代,毛泽东及其帮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仅有极少数人有安全感。对一个自旧时代而来的书生来说,历经批胡适、反右等持续政治清洗运动而幸存下来,已属万幸。到了文革,他们才明白,此前的一切还只是预演,尽管可怕,终归还似乎有尽头,而进入暴风骤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稍有不慎,面临的将是毁灭,“生,还是死”真的变成了一个大问题。怀疑,直言,甚至对抗,下场就在那儿。不堪凌辱愤然自杀的傅雷夫妇等只是少数,那是有尊严的知识分子的选择。早年“抗上”的梁漱溟,也被迫低下了倔强的头颅。对绝大多数而言,顺从恐怕是唯一的出路。

过“革命关”,信而追随,原本有不可逾越的心理障碍。曾经憧憬自由新中国的沈从文,因不能忍受高强度的洗脑改造而发疯,甚至两度自杀。然而,一旦为了生存,他们接受了极权的统治逻辑,转而就变成胆小、乖巧的臣民。沈从文后来即弃疑从信,接受了毛泽东的红色中国。毛死后,他在给儿子的信里这样评价道:“主席故去,全国都感到哀痛,因为国家的一切新成就,全是在他的思想指导下得来的。”